西方现在让武契奇下台不存在合理动机。让塞政局大乱，并不意味着科索沃问题就能按照西方的方案解决，塞尔维亚人当中长期存在的对西方的警惕心态也不会就此打消。而且此次选举过后，耿耿于怀的塞反对党已公开呼吁欧盟和美国不要承认选举结果，但除个别长期反塞的欧洲政客外，无人响应，似乎也反映了西方对现在干预塞尔维亚选举并不感兴趣。

应该说，2023年欧洲一直在努力构建欧洲主权，推进战略自主，让自己能在全球地缘政治变局中“掌控自己的命运”。但囿于种种局限，成效有限，甚至适得其反。展望2024年，欧洲的发展潜藏着更大风险，但合作机遇仍在。希望欧洲能用更加开放、包容、自信的态度来看自己、看世界，拥抱全球合作，实现自身和世界的共同发展和安全。

2023年俄乌冲突持续全年，战事激烈，年中乌克兰发起反攻，但进展远不达预期，反攻失利，战场陷入僵持。进入冬季以来，形势的发展对乌克兰越来越不利。2024年有可能是俄乌冲突的“决战”之年，多场选举或决定冲突走向。即便冲突有终日，但乌克兰问题与欧洲安全问题难以解决，俄罗斯与西方的对抗将长期持续。

欧元区房地产公司正遭受巨额亏损冲击，大型房产公司平均债务已上升到其收益的10倍以上，“接近或高于国际金融危机前的水平”。这表明，目前欧元区商业地产行业亏损，已成为新的金融不稳定因素。不过，鉴于欧洲今后仍是全球跨境资本的主要投资目的地。再加上，欧洲央行未来的货币政策走向有可能“利好”商业地产市场。欧元区地产市场困境可能只是暂时的。

欧盟与乌克兰开启入欧谈判，看上去各方各取所需并都能满意——乌克兰实现了它想要的、被泽连斯基称作“重大胜利”的外交目标。欧盟实现了对乌“政治承诺”，也维护了大体团结的对外形象。匈牙利则在峰会前获得了欧盟解冻部分财政拨款的好处。但以这种“各取所需”的方式勾兑而成的乌克兰入欧谈判，代价和后患严重，泽连斯基的所谓“重大胜利”，不过是自我安慰罢了。

为向西方靠拢，乌积极军改，但这也为此次“将帅失和”埋下伏笔。一方面，军改尤其是指挥机制改革不可一蹴而就，乌新防长上任三个月后俄乌冲突爆发，新指挥体制仓促上阵。另一面，美国文官掌握军权的体制基于多年历史传统以及体制机制调整，各部门之间较好制衡且保证效率。但乌将帅之间对反攻战略及战术运用均存不同看法，不易调和，易变成激烈矛盾。由此可见，西方在乌推行的改革既缺“先天土壤”，又遭“洪涝”，难免“水土不服”。

很难说20年前冷战“胜利”之际这种赔本赚吆喝的大扩员不是后来欧盟出现各种问题的主要根源之一。在当前的逆势困局之下，欧盟想通过另一次大扩员来寻求破局转运，无疑是一笔大赌注，而在各种光鲜的理由之外，欧盟一定还有一本更难以启齿的糊涂账。

当前欧洲一些民众对华印象趋于负面，这与政治人物和政治机构不断鼓噪“中国制度威胁”论有密切关联。欧洲领导人应认识到，中国走自己的发展道路、坚持自己的治理模式不应视为价值观的另类。中欧密切的经济互动，不应被看作是对欧洲的“威胁”，中欧关系不应只是欧洲内政问题的延伸，也不应被狭隘地局限在意识形态框架内，它对欧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期待中欧高层互动能够推动广泛交流、增进相互信任，为发展双边关系奠定牢固的认知基础。

德国是欧洲传统强国，但由于受到战后政策的制约，军事实力大大缩水，与之前已经不能同日而语。近年来，随着欧洲安全形势的变化，德国明显加快了军力建设的步伐，整体军事实力不断增强，并积极加强与周边国家的防务合作，试图构建以德国为核心的欧洲一体化防务体系。德国积极发展军事力量，在欧盟乃至全球的地位和影响力不断提升，对现有欧洲安全格局产生重大影响，其未来是否会有对外扩张野心也不时成为讨论话题。

欧洲一体化和传统建制派之所以受到极右翼民粹主义挑战，一个共同的主要原因是，面对一系列困境，美欧建制派拿不出行之有效的方案。再加上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的双重冲击，欧洲政治光谱出现极化趋势。有鉴于此，今后欧洲政坛仍将受到极右翼民粹主义的强力挑战，他们与建制派的博弈将更趋激烈，“特朗普现象”还恐产生几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