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欧洲一些民众对华印象趋于负面，这与政治人物和政治机构不断鼓噪“中国制度威胁”论有密切关联。欧洲领导人应认识到，中国走自己的发展道路、坚持自己的治理模式不应视为价值观的另类。中欧密切的经济互动，不应被看作是对欧洲的“威胁”，中欧关系不应只是欧洲内政问题的延伸，也不应被狭隘地局限在意识形态框架内，它对欧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期待中欧高层互动能够推动广泛交流、增进相互信任，为发展双边关系奠定牢固的认知基础。

德国是欧洲传统强国，但由于受到战后政策的制约，军事实力大大缩水，与之前已经不能同日而语。近年来，随着欧洲安全形势的变化，德国明显加快了军力建设的步伐，整体军事实力不断增强，并积极加强与周边国家的防务合作，试图构建以德国为核心的欧洲一体化防务体系。德国积极发展军事力量，在欧盟乃至全球的地位和影响力不断提升，对现有欧洲安全格局产生重大影响，其未来是否会有对外扩张野心也不时成为讨论话题。

欧洲一体化和传统建制派之所以受到极右翼民粹主义挑战，一个共同的主要原因是，面对一系列困境，美欧建制派拿不出行之有效的方案。再加上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的双重冲击，欧洲政治光谱出现极化趋势。有鉴于此，今后欧洲政坛仍将受到极右翼民粹主义的强力挑战，他们与建制派的博弈将更趋激烈，“特朗普现象”还恐产生几波影响。

英国前首相卡梅伦素以“理性务实”的作风著称，其意外复出，让英国政坛重回媒体焦点。但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当前英国面对的国际局势与国内政治比2016年前的社会状况更加复杂多变，危局远非更换一位内阁成员可以轻易解决。此外，“英美特殊关系”的魔咒始终制约着英国政府构建面向未来的外交新格局。虽然卡梅伦的回归值得关注，但理性务实的路线能否在未来对英国政府的内外决策起到实质影响，仍需进一步观察。

虽然近些年中英双边经贸往来没有大幅度增长，但也没有出现严重衰退。并且，英国对华投资的热情不断高涨。在对华问题上，英国的心态极为矛盾。它受到来自于美国的强大压力，但发展互利、稳定的中英双边关系，也符合其国家根本利益。中英之间没有地缘政治冲突，两国关系的矛盾不可能影响中英关系的正常发展。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已成为英国绝对不能失去的经济合作伙伴。中国也对发展良性互动的中英关系持一贯的、开放的、建设性的态度。我相信随着时间推移，英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和它的现实理性诉求，会为英国构建一个符合其本国利益的、面向未来的对华政策提供有效的、智慧的支撑。

近年来，随着国际安全形势的不断变化，俄罗斯与美西方安全互信严重削弱，多个军事安全领域的条约和协议被废除，使得国际社会几十年努力所建立的军控体系逐渐走向瓦解。此次俄罗斯退出《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标志着又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军控协议的终结，将对未来欧洲安全格局将产生重大影响，或将开启新一轮军备竞赛。

德国制造业的竞争力不源于其成本优势，来源于高效的创新体系。尽管当前困难较多，但此次经济下滑不会从根本上削弱德国制造业竞争力。当前是德国经济发展和变革的关键时期，传统产业能否实现向数字化、绿色化转型，新兴产业能否尽快成长，都是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未来，在全球产业加速变革、产业竞争愈发激烈的背景下，德国政府的产业促进政策和创新政策能否有效推动产业转型，加速新兴产业发展，才是关键。

美国与北约方面于7日宣布正式暂停参与《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这标志着欧洲大陆常规军备控制体系的进一步动摇。在重新经历武装冲突和地缘安全危机的背景下，欧洲安全结构进一步向破碎的方向发展，也使得欧洲与和平、繁荣的距离越来越远。

虽然战略相互依存与战略自主在定义、层次及性质上均有差别，但殊途同归。今后欧洲或将在“战略相互依存”的基本判断上行事，以达到“战略自主”的目标。同时，尽管“相互依存”未能彻底摆脱美国叙事体系，依然为欧美利益服务，但也有反思和调整。“相互依存”也可能被欧盟视为“战略自主”和“彻底倒向美国”的中间道路。这一潜在动向说明，在中美战略竞争下，越来越多国家不愿参与阵营对抗，新“中间地带”正在酝酿。而在欧洲战略界对外政策反思与调整中，合作大门始终敞开着，这一点当然也适合当下和未来的中欧关系。

面对巴以冲突引发的欧洲内部族群和不同宗教信仰之间的撕裂，欧盟认识到必须推动遣返立法，同时以此减轻自己的难民负担。未来，若通过了相关法律，就对那些容易闹事、不认同欧洲价值观的难民中“危险分子”形成震慑，缓解当前的社会撕裂。预计，在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双重冲击下，欧洲国家将面临族群分裂、社会动荡和安全风险等多重难题。若处理不好，将给欧洲社会和欧洲一体化前景蒙上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