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20多个欧洲和阿拉伯国家及一些国际组织在马德里举行会议，讨论加沙局势和巴勒斯坦问题；下月，法国也将联合沙特举办落实“两国方案”的国际会议。这标志着欧洲国家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政策开始从外交表态迈向实质性行动，可能展现出欧洲中东政策的战略性转向。欧洲调整中东政策，与欧洲价值观、地缘利益及国内局势有关。今后，若欧洲立场统一或提升其影响力，但这仍需观察。而美国的态度和反应，也会对其产生影响。

在2024年，欧洲政治走向“右转的欧洲”、“保守的欧洲”、“分裂的欧洲”趋势初见苗头。在2025年5月进行的三场大选，让欧洲政治生态的变化特征更为清晰。欧盟建制派暂稳阵脚，但极右翼与主流政党差距缩小，其崛起反映民众对社会治理失序的不满。此外，大国影响与干预在选举内外若隐若现。由此可见，未来欧洲政治生态将益发错综复杂，政权更迭、政治恶斗的现象将愈加频繁显现。

总体来看，默茨政府此举对战局影响不大。西方国家援乌远程武器数量有限，难以突破俄军防线，扭转乌军战场被动。但欧洲国家展示出的强硬立场，将对俄乌和谈产生消极影响。

欧洲当权者积极“反击极右”，将对特朗普2.0时期的美欧互动模式产生深刻影响。战后的欧美关系主要依托政治、经济、安全和价值观四根支柱，当前双方不仅在前三者上矛盾和冲突加深，第四根支柱也遭遇二战后罕见的动摇。预计特朗普第二任期内，欧美互信和政策协调将严重受挫，双方将在“胁迫与谈判”中不断进行利益划分，而欧盟也会更加提防当下的美式政治思潮与价值理念。

即使默茨政府对美国的离心力增大，力推战略转型，强调跨大西洋关系必须彻底改变，但德国经济已连续两年衰退，无力在短期内扭转欧洲在多重领域长期的对美依赖。因此，默茨对美国政策存在矛盾，既要维护德国利益，也不得不对美妥协、寻求合作。再加上，特朗普政府不会放任欧洲与美国渐行渐远，也不愿看到一个有能力推动欧盟实现“战略自主”的强势德国。未来，德美关系将在矛盾冲突与合作妥协的复杂博弈中艰难重塑。

2025年5月6日，德国联邦议院选举来自联盟党的默茨出任总理。至此，德国政府完成过渡，“默茨时代”正式开启。默茨在竞选中多次宣誓要让德国和欧洲“再次伟大”，他进取心强，尽管面临较大挑战，仍有可能一定程度推动德国变革，促推德国在全球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

德国选择党获得“正常”权力的过程将极其困难。面临德国社会和建制派政党的“防火墙”，选择党可能需尽快同极右翼势力划清界限，并接受德国司法程序的严格监督。而对由建制派政党组成的新一届德国政府而言，如何在政治上“去极化”、减少民粹主义势力蔓延、避免社会过度分化，将是其在处理选择党问题的同时亟待解决的自身难题。

“豪猪战略”本质上是一种以低成本、非对称防御为核心的地缘军事策略，欧盟通过强化乌克兰的防御力，使其成为俄“难以吞下”的军事存在，并为欧洲重新武装争取时间和空间。欧盟此举，不仅为对抗俄主张的现实主义国际秩序，也是回击特朗普的国际秩序观。“豪猪战略”能否实现还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它也没有改变乌克兰的“棋子”角色，它增加的只有冲突的成本和风险。过度武装乌克兰可能进一步激化俄乌冲突，使冲突进一步升级和失控。

目前，选择党作为议会中最大的反对党，已然在联邦层面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现在，摆在德国新政府面前的选项或许有三。一是通过积极的财经政策弥合德国内部分歧，改善民生；二是组阁后持续努力重塑建制派政党形象，减少选择党真正崛起为主流政党的机遇；三是加强法律的调控，降低选择党议员参政议政的公信力。只有当欧洲实现战略自主，且德国保持强盛，主流政党不断自我革新和增强竞争力，务实为民，才能减少选择党所依赖的肥沃土壤。否则，选择党若有一日掌握政权，其“德国优先论”将导致欧洲变局，世界也将出现更多分化。

目前，波兰已凭借经济腾飞与军事现代化跻身欧洲战略参与者之列。而此次总统选举或将加速其从“区域支点”向“欧洲领导者”角色的转型，改变欧盟决策的平衡，选举结果将直接影响欧洲对俄战略、防务自主化进程及政治权力结构重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