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就电动汽车补贴向中国发难，是其对华“去风险”的又一举措，也是观察中欧关系下一步发展的重要风向标，值得高度重视。鉴于中欧汽车产业深度融合，欧盟对华“去风险”说易行难，下一步何去何从取决于多方博弈，三大因素值得关注：中方实施反制措施的意愿；欧盟内部矛盾的演进；冯德莱恩的对华政策前景。因此，中国应加强主动运筹，妥处对欧竞合关系，将电动汽车打造为中欧务实合作新的增长点。同时，加强统筹协调，增强未雨绸缪和底线思维，妥善应对风险。

近年来，欧盟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大不如前，根本原因在于欧盟战略自主性“缩水”。未来，若欧盟内部无法弥合分歧、加强合作，切实根据自身利益积极应对，终将难逃在全球事务中被边缘化的结局。

虽然德国主流政党至今仍难以与选择党组阁，但鉴于后者正朝着主流政党迈进，德国主流政党迟早要面对如何与他打交道的问题。然而，从政治文化上看，选择党仍是借助欧洲危机吸引选民的“抗议型”政党，尚未颠覆二战后德国形成的民主认同，特别是种族主义与极端主义并未在德国获得广泛的生长土壤。

随着巴以冲突的烈度和广度不断扩大，法国的态度引人关注。法国高调介入战事斡旋，奔走中东各方，与它的中东政策、国内安全与族群问题，以及对大国地位的追求等都有密切关系。当然，纵使再有满腔抱负，马克龙在全世界的高调作为也必须以解决国内问题为基础，否则，形形色色的国内问题都将成为他在外大展拳脚的羁绊。

欧盟全球南方政策的调整主要是为适应其所认为的国际地缘政治竞争挑战这一现实。在欧盟及其部分成员国看来，地缘政治竞争和对抗已成为国际社会的现实，鉴此欧盟必须“使用权力的语言”，加速在防务领域“自主化”并在对外关系中“独立化”。但欧盟全球南方政策的目标与现实存在落差，正遭遇重大挑战。具体而言：目前欧盟根本无力通过防务一体化来增强其独立防务能力，并由此强化针对南方国家的军事介入能力。同时，它通过自贸谈判来实现对外经贸关系多元化、占领价值观和标准方面的优势地位以及强化这些南方市场对其依赖，并服务于其地缘政治目的的举措，不一定能得到所有南方国家的支持。

在俄乌冲突和巴以对抗这些真实的巨大风险面前，欧洲需认识到真正的风险不是来自中国伙伴。中欧同为全球化健康发展的受益者，也是泛政治化、泛安全化下无序竞争和无谓对抗的受害者，后者才是中欧面对的最大风险。能否共同应对地缘政治风险是对中欧关系的新考验，但也可能成为双方建立战略互信、共促和平愿景的重要机遇。

由于俄乌缺乏信任，而且在回避地缘政治问题的情况下，“进程”不可能导向顿巴斯冲突的和平解决。再加上“明斯克协议”措辞模糊，未明确界定冲突方，也就没有明确规定签署方的权利和责任。这些导致了“明斯克进程”的失败。当前乌克兰危机仍在延宕，各种和平方案陆续出炉，能否以及如何恢复和平备受关注。但由于立场大相径庭，俄乌不可能直接谈判，恢复和平尚待时日。

从中东欧国家在此次粮食争端中的不同立场可以看出，欧盟想要在整体层面实施统一且连贯的贸易政策显然是不现实的。随着2023年以来中东欧多国通胀持续恶化，能源危机持续扩大，对乌援助热情持续退潮，处在援乌前线的部分中东欧国家在民族利益与欧洲共同利益的优先性上，理所当然地选择了前者。这不仅由于捍卫民族利益事关国内经济和社会稳定，也事关部分国家现政府的执政稳定性和支持率。

欧洲的困境和相对衰落较大程度上与美国有关。欧洲的力量和国际影响力在于战略自主，在于其不同美国之处。如果只是美国的附庸，只唯美国马首是瞻，那也就失去了独立的全球角色和地位。西方特别是欧洲的相对衰落无法避免，不能指望全球绝大多数国家永远处于“落后”状态，永远只做“中心外围”模式下的“外围”。西方应有更多与时俱进的理解和认知，学会适应而不是继续逆历史大潮而动。

过去一年多，德国政府的核心工作聚焦于应对危机和不断调整内外政策，朔尔茨也从“绿色总理”转变为“战事总理”。其政府未能如默克尔政府那样成为缓解冲突和促进和平的主导性国家，反而在外交与安全防务政策重新定调，积极扩军备战。紧随美欧不断向乌提供军备，成为第二大援乌国。但德国弃用俄能源，再加上大批难民涌入，加重财政负担，德国经济已连续五年零增长，成为G7中经济最萧条的国家。此外，朔尔茨在国内还面临不少执政麻烦。今后积极引导乌克兰危机出现和平转机，为欧洲和平格局重构作出必要贡献，将是他面对的尖锐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