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2025年，欧洲前路依然十分坎坷：从内部看，欧洲政治不稳定性仍存。从外部看，欧洲面临的地缘政治环境难以有效转圜，特别是特朗普上台将加剧跨大西洋关系不确定性，将极大压缩欧洲战略选择的空间，使欧洲在新的一年遭受“寒邪入侵”。未来欧洲能否恢复元气，一方面取决于能否找到好的“药方”，另一方面也取决于是否有刮骨疗毒的决心与勇气。

2024年是欧洲的选举年和换届年，欧洲面临重重压力，经济深陷泥淖，同时民粹主义浪潮翻涌，安全困境加剧。但对此，欧洲领导力赤字严重，德法无力领导欧洲一体化和战略自主建设，超国家机构影响力上升但与成员国和民众脱节，加之欧洲还须应对美国可能带来的挑战和破坏。因此，欧洲推进一体化和战略自主的紧迫性前所未有，可鉴于欧盟内部难成共识，未来路在何方仍需探索。

2024年，受乌克兰危机和巴以冲突的持续影响，以及美国大选的冲击，欧洲内政外交陷入更大困境。对此，欧盟新一届领导人力图在即将开启的五年任期内将提升欧洲经济竞争力和加强防务建设作为战略重点。2024年，尽管中欧关系面临诸多挑战，但多数欧洲国家的对华政策是理性和务实的。展望未来，随着特朗普回归，中欧关系将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今后，中欧既要重视双方关系本身的发展，也要有意识地将其置于中欧美、中欧俄两个三边关系中观察。

欧盟无论在经济、金融，还是科技、军事等重要领域，与美国的差距都在拉大。同时，欧洲对美国的依赖也在增大，特别是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更是形成对美国安全、能源、市场以及资本和科技的全方位依赖。欧美关系失衡加大引发了欧洲的焦虑，包括对欧洲可能成为美国“附庸”的担心。特朗普第二任期内，欧洲可能更加迎合美国，更多屈从于美国的要求，但也可能在内外压力下加快推进战略自主进程。欧盟何去何从，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朗普第二任期内政策调整的方向和力度。

德国政坛的动荡，在于经济发展长期低迷，但明年新上任的德国政府要解决目前的经济困境和民生困顿也非易事。面对上述挑战，德国若不认真思考和采取积极行动加以解决，可能走上一条长期增长停滞甚至萎缩、社会失去活力和创造力的“日本化”的道路，而且也会影响欧洲一体化进程。德国正走到一个十字路口，是否会走上“日本化”的道路，关键看其改革的决心和意志有多强。

英国对华态度积极转变的原因有三。一，英国对华强硬政策不可持续。二，英国对华存在强烈经济需求。三，当前国际政治变量较大，英需通过改善对华关系增加确定性。鉴于工党政府虽多次释放务实信号，但仍未完全放下对华意识形态“棱镜”。预计，在其对中英关系的“全面审查评估”中，不免仍会存在一定误解和偏见。未来中英若要重建信任，重回“黄金时代”，仍需双方共同努力。

法军撤离乍得标志着法国军事力量将进一步退出非洲萨赫勒地区。近年来，非洲国家反干涉、反制裁、反霸权诉求日益增高，法国既有的对非政策已无法适应当前形势，这是法军遭遇“逐客令”的原因。法国撤军将导致法国在非军事力量大幅缩减，对地区局势和法国、欧洲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鉴于目前法国仍认为，法军有必要留在非洲维护法国利益。因此，今后法国对非军事战略调整必须在追求自身战略利益和尊重非洲国家主权之间寻找平衡点。

巴德诺赫的胜出标志着保守党“同情保守主义”理念的终结，然而，保守党若想逆转颓势，不仅需要重建与选民之间的信任，更需在政策方向上平衡保守主义的传统与现代化的需求。“撒切尔主义”的传统保守主义策略固然能重新凝聚部分支持者，但若不能在党内团结各派，寻求中间立场以回应民众的普遍诉求，其前路依然充满挑战。在英国当前复杂的政治格局中，赢得大选或许是一个政党的短期目标，真正赢得民心才是能够长期执政的关键。

法国新任总理弗朗索瓦·贝鲁在多次政治挫折之后，终于在73岁的这一年入主总理府，实现了自己的政治抱负。但在预算关、议会关、民心关，三道难关前，他能否实现政坛的“和解”与社会的“和解”，留给他的时间未必很多。

自推出“中国战略”以来，“去风险”虽已成德国对华政策的“主基调”，尽管德国推动对华“去风险”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其实施面临着越来越多复杂挑战和不确定性。德国需要深入思考和认真评估“去风险”本身可能带来的新风险。德国与中国作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参与者，应在加强经济联系的基础上深化合作。德国应避免将经贸合作政治化，防止政治干扰成为中德关系的“新常态”，推动各界全面、理性地看待中国，保持建设性对话。这不仅有助于维护两国经贸关系的稳定，更能为未来在复杂国际环境中的共同发展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