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对华态度积极转变的原因有三。一，英国对华强硬政策不可持续。二，英国对华存在强烈经济需求。三，当前国际政治变量较大，英需通过改善对华关系增加确定性。鉴于工党政府虽多次释放务实信号，但仍未完全放下对华意识形态“棱镜”。预计，在其对中英关系的“全面审查评估”中，不免仍会存在一定误解和偏见。未来中英若要重建信任，重回“黄金时代”，仍需双方共同努力。

法军撤离乍得标志着法国军事力量将进一步退出非洲萨赫勒地区。近年来，非洲国家反干涉、反制裁、反霸权诉求日益增高，法国既有的对非政策已无法适应当前形势，这是法军遭遇“逐客令”的原因。法国撤军将导致法国在非军事力量大幅缩减，对地区局势和法国、欧洲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鉴于目前法国仍认为，法军有必要留在非洲维护法国利益。因此，今后法国对非军事战略调整必须在追求自身战略利益和尊重非洲国家主权之间寻找平衡点。

巴德诺赫的胜出标志着保守党“同情保守主义”理念的终结，然而，保守党若想逆转颓势，不仅需要重建与选民之间的信任，更需在政策方向上平衡保守主义的传统与现代化的需求。“撒切尔主义”的传统保守主义策略固然能重新凝聚部分支持者，但若不能在党内团结各派，寻求中间立场以回应民众的普遍诉求，其前路依然充满挑战。在英国当前复杂的政治格局中，赢得大选或许是一个政党的短期目标，真正赢得民心才是能够长期执政的关键。

法国新任总理弗朗索瓦·贝鲁在多次政治挫折之后，终于在73岁的这一年入主总理府，实现了自己的政治抱负。但在预算关、议会关、民心关，三道难关前，他能否实现政坛的“和解”与社会的“和解”，留给他的时间未必很多。

自推出“中国战略”以来，“去风险”虽已成德国对华政策的“主基调”，尽管德国推动对华“去风险”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其实施面临着越来越多复杂挑战和不确定性。德国需要深入思考和认真评估“去风险”本身可能带来的新风险。德国与中国作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参与者，应在加强经济联系的基础上深化合作。德国应避免将经贸合作政治化，防止政治干扰成为中德关系的“新常态”，推动各界全面、理性地看待中国，保持建设性对话。这不仅有助于维护两国经贸关系的稳定，更能为未来在复杂国际环境中的共同发展奠定基础。

巴尼耶政府倒台将给法国的政治、经济乃至欧洲的稳定带来巨大不确定性，凸显法国面临的三大危机：其一，政治僵局难破。无论选谁，法国很难推动政策落地。其二，经济危机风险上升。如果不接受财政审慎方案和老式紧缩措施，法国的政治危机将蔓延至经济领域。其三，欧洲稳定性雪上加霜。鉴于当前法、德政局持续动荡，欧洲无法团结，未来难以应对“特朗普2.0”冲击。

近日，德国外长时隔20个月访华，面对特朗普2.0时期德美关系不确定性上升。作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和自由贸易的受益者，德国需要反思，是否仍旧坚持“三重定位”和“去风险”思路，在特朗普2.0时期同时与中美产生贸易冲突。在当前时代大变局下，德国面临一系列内外挑战，亟需提振经济和就业，加强本土经济竞争力，这为中德之间带来新的经贸合作空间。中德中欧应通过双边谈判，减少双边贸易壁垒与非关键领域的出口限制，做大双边贸易规模，共同抗衡孤立主义经贸政策带来的冲击。

以北约为核心的欧洲安全架构是失败的。冷战期间，北约虽然也由美国主导，但至少也服务于欧洲，给欧洲提供安全保障。作为冷战产物，北约本应随着冷战结束而解散，但它实际却以“胜利者”的姿态遗留下来。回顾冷战后北约的发展轨迹，这一机构非但没给欧洲带来安全，反而带来更多问题。目前，欧洲亟需跳出固有思维的禁锢，以真正的战略自主处理与其他国家包括俄罗斯的关系，就此探索新的更加稳固的安全架构。

俄乌冲突已超过1000天，双方在战场上的争斗仍胶着惨烈。不过，各方也已疲惫不堪，都在考虑如何收场，和谈的可能性确实在上升。但考虑到俄乌分歧巨大，和平之路注定艰难。

目前，乌克兰危机持续升温，美俄之间的博弈无明显缓和迹象。俄罗斯使用“榛树”导弹打击乌克兰，不仅打击乌克兰，对北约也是敲山震虎。同时，这也考验美国反导系统的实战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俄乌“导弹战”的升级，不仅增加了冲突烈度，也使欧洲大陆的和平前景更加黯淡。战争阴云笼罩之下，地区安全形势恶化、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加剧，短期内实现和平似乎遥遥无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