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期看，此次骚乱仍将逐步被缓解直至平息，然而法国族群间的结构性矛盾却是长期难解的社会痼疾，“闷雷”恐怕仍将被热点事件不断引爆，而马克龙政府引领欧洲战略自主的雄心壮志也将持续受到社会治理、国内政治问题的干扰和掣肘。

在政治领域，贝氏开创了二战后意大利乃至西方国家政治“个人化”的先河。在经济领域，贝氏执政时期意大利的公共债务问题严重失控，给经济留下巨大隐患。在对外政策上，贝氏均强调意大利的国家利益，不再无条件支持欧盟。他的离世，中短期内或将对梅洛尼政府的稳定造成一定威胁。但长期而言将使意大利力量党影响力继续下降，或引起意大利政党格局新一轮“洗牌”。

欧盟对华战略调整期并未结束，本次峰会事实上是将对华战略调整的讨论暂时搁置，并不代表欧盟已就“对华温和”达成一致。可以预见，未来欧盟关于中国问题的讨论只会更多，不会减少。但另一方面，虽然欧盟对中欧关系的“上限”存在分歧，但“下限”已逐渐清晰。一是与中国信任及合作程度较难回归疫情前的水平。二是欧洲整体重视与中国沟通对话的重要性。三是认同与中国开展合作的必要性。

欧盟机构之间、欧盟成员国与欧盟之间彼此脱节，成员国对华诉求各异，这制约了欧盟对华政策，使其在协调与脱节之间摇摆，这既为美国插手提供了机遇，但也为我们争取健康良好的中欧关系提供了空间。我们应在名与实、双边与多边、经济与安全间，努力寻求中欧关系的平衡。

此次骚乱显现出与2005年极为相似的场面，但今天的法国，社会矛盾和政治矛盾更为突出，加上马克龙执政以来，在内政上缺乏有说服力的成绩，想要在短时间内平息当前的状况，难度更大，情况或将变得更糟。目前来看，马克龙试图以“和稀泥”拖延的方式，解决这一事件，但恐将落空。他似乎缺乏迅速平息此次骚乱的决心和能力。

无论是法德还是整个欧洲，目前处境堪忧，他们的自主空间及能力双下降，正沦为美国的跟随甚至附庸。法德都认识到，自己的前途命运在欧洲，在于欧洲一体化的深化与扩大。所以，两国均有更大的意愿和紧迫感来化解双方分歧和矛盾，推动欧洲团结和一体化发展。但最终两国关系能否翻开新的篇章，目前并不确定。

二战结束以来，德国在经济上实现了崛起，但在安全上长期受限。这份“国家安全战略”也是想打破限制，让德国的国家角色正常化。从历史上的“欧洲安全破坏者”，转变为未来的“欧洲安全维护者”。下一步，德国要实现外交安全的全球角色转变，离不开同欧洲伙伴的协调与合作。同时，实现国家身份变化，让周边国家和世界对过去德国那段历史完成脱敏。但要实现这个目标，难度不小。

当前欧洲仍未放弃参与印太事务的雄心，尽管他渐以“安全视角”看待印太事务，但其“印太观”与美不同。同时，鉴于经济利益是其在“印太地区”的主要利益，地区局势紧张对欧不利。因此，欧洲更希望在“印太地区”塑造自己“平衡性力量”、“更智慧的和平促成者”角色，并不乐见地区局势升温。

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期关于“欧洲战略自主”的论述再次引发热议。当前国际局势风云变幻，欧洲国家必须重新调整外交政策——既不偏向中美任意一方，也不是简单地在中美之间保持“等距”。真正自主的欧洲外交政策必须找到独立的“第三条道路”，同世界其他主要力量共存，以平等互惠为原则处理重大国际问题，在多极世界中引领自身向前发展。

就在俄乌冲突仍看不出解决路径的时刻，法、德却各自陷入了奇怪的内政漩涡。我们在这些貌似花边新闻的争论背后看出了一种共同的逻辑，即两国的政治精英与民众之间的鸿沟有逐渐加深的趋势，这种鸿沟都指向西方现代社会的机制性失灵。这种失灵不是必然发生，但其发生确是必然。如何用一种更为宏大的叙事替代或者遮盖当下的僵局，可能也是法德领导人在7月会面时必须讨论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