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乌、巴以两大冲突的挤压下，欧洲的安全观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欧洲对支撑国际安全格局的主要大国的信心全面塌陷，强化自身作为安全供应者的角色定位已是大势所趋。不过，欧洲在补强安全短板方面仍面临多重障碍和挑战，无论是战略文化还是体制机制，都存在诸多的不适应，因此欧洲安全角色和相应的能力建设仍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且一旦未能在安全防务领域实现成功转型，对欧洲的反噬也可能是致命的。

西巴尔干地处欧、俄、土等多重势力交汇处，向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欧盟在此地扩员的讨论可以追溯到20年前，但当时，布鲁塞尔一直摇摆不定。如今，俄乌冲突促使欧盟加紧谋划东扩，试图对抗俄在该地的影响力。然而，西巴尔干入盟进程面临多重障碍，包括欧盟机制改革困境、入盟进程拆分导致的“永远处于入盟进程而不得的状态”，以及地区内部冲突难解等问题，这些导致西巴尔干入盟道路充满变数。

当前，美国大选结果引发欧洲对欧美关系更加动荡的担忧，德国“红绿灯政府”提前解体。这两大变化叠加，推动德国政治的不确定性上升。在内忧外困之下，德国长期作为欧洲政治“稳定锚”的作用或将暂时弱化。摆在下届德国政府面前的首要任务是，如何在维持传统成功模式的同时，寻求适应现实的结构性变革，带领德国走出当前的经济低迷，提高经济竞争力，这或将为中德经贸合作带来新的上升空间。

由于国际变局下欧盟地缘政治的变化，以及乌克兰危机下欧盟内部力量格局的调整，特别是与法德实力相对下滑，欧盟边缘国家（欧盟内部一些非核心成员国和欧盟外部试图“入盟”的候选国）对欧盟影响日益增大。他们在推动对俄强硬、收紧难民政策和倒向美国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不断利用地缘政治需求施加影响，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今后，欧盟“去中心化”进程还将继续发展，“法德轴心”逐渐失去对欧盟战略走向的掌控，数量多、声音大的边缘国家影响力还会进一步凸显。

特朗普赢得大选将为中德之间的合作既孕育着新的机遇，但同时也伴随着不容忽视的挑战。一方面，特朗普如若推行美国优先和孤立主义政策，极有可能为中国与德国以及欧盟提供一个改善关系的契机。另一方面，特朗普如若坚持反全球化策略，可能导致中德供应链部分脱钩并逼迫德国在中美之间做出更倾向于美国的立场选择。

自3月7日成为北约第32个成员国后，瑞典不断加大国防投入，在防务领域持续发力，加速融入北约阵营。这使得西方和俄罗斯之间的力量平衡发生重大转变，北约在波罗的海和北海的威慑力量大幅增强，地区动荡风险增大。而深度卷入周边军事冲突，无疑也会给瑞典带来负面影响。瑞典曾在多边主义、应对气候变化等问题上拥有丰富经验。当下百年变局加速演进，追求和平与发展应当是各国外交政策主旋律。相信有远见的瑞典政治家会知道应将国家带向何方。

抛开德国汽车制造业自己无法控制的因素不谈，德国联邦政府的一些政策在当前德国汽车制造业困境中似乎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放大作用。未来，德国汽车制造能否既坚守自由贸易和技术竞争，又接受中国竞争者的挑战，通过合作借鉴后者在某些领域拥有的领先优势，在合适的政策环境下，努力做到“王者归来”？但德国的舆论环境、欧盟的政策转向，恐怕不会给德国汽车工业这个转身的机会。

英国制造业的衰退与英国选择新自由主义的经济道路息息相关。第三产业的繁荣彻底动摇了英国制造业的基础，第三产业萧条的一系列严重后果则让制造业的结构性问题日益突显。重重危机之下，英国制造业走出阴霾的前景可能比较渺茫。

拜登需要通过展示与欧洲的“团结”来证明他任内的“重振盟友体系”政策没有失败，尽管他已经没有能力来安慰德国和其他欧洲盟友。德国需要通过高规格接待拜登、举行德美英法四国领导人会晤，来体现其在欧洲乃至整个西方阵营中的重要性。但这次由德国做东、美国做主的欧美高层互动，并没有获得任何能摆上桌面的进展和成果。未来如果民主党人不能继续留在白宫，拜登这次仓促的德国之行留下的，就只能是一个将再次经历剧烈颠簸的跨大西洋关系。

目前，经济困境推动英国政府对华政策调整。英外交大臣访华时表示，期待开启英中伙伴关系强劲发展新阶段，中方也同意全面恢复两国各领域对话合作机制。因此，外界预测中英关系将升温、快进，更多合作将随之而来。尽管，未来中英关系的发展还会遇到英国对华鹰派及盟友的不少障碍，但政治制度不同并不是两国合作的阻碍。求同存异的务实合作，符合双方共同利益，也有利于国际社会团结应对全球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