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胜利计划”听起来让乌民众感到兴奋，但受到西方冷遇，短期内难以付诸实践，因为该计划很明显不是为了实施而制定的。泽连斯基的一系列举动，目的就是向乌各界表明，他已经为乌克兰制定了“胜利计划”，但西方拒绝为该计划买单，因此，责任不在总统本人，不在乌政府，问题出在乌克兰的西方伙伴那里。作为无奈之举，乌克兰民众将被迫接受现实，接受更加“残酷”的“和平计划”。

鉴于新政府的行动余地堪忧，加之“特朗普2.0”很可能举起的关税大棒，想要走出经济困境的德国，注定要面对一条艰辛而又曲折的道路。

拜登政府此番调整援乌远程武器使用政策，借口是反制朝入俄作战。此外，此举明显有对冲特朗普第二任期对乌政策调整的考虑。拜登政府该决定将加剧乌克兰危机升级风险，俄罗斯与北约核冲突风险可能增加。不过，乌克兰运用远程导弹谋求局部优势的潜力和时间窗口都很有限。

长期以来，北约欧洲盟国依赖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构建地区安全。但随着欧洲主要国家军事合作加深，地区安全架构可能转变为“欧美联合防务+欧洲国家协同防务”的“双轮驱动”模式，北约欧洲成员国的影响力将增强。然而，欧洲国家间防务合作面临动力不足问题，法国主张“战略自主”，而英德则倾向于在北约框架下推进一体化，双方安全理念的分歧成为深化合作的障碍。

在俄乌、巴以两大冲突的挤压下，欧洲的安全观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欧洲对支撑国际安全格局的主要大国的信心全面塌陷，强化自身作为安全供应者的角色定位已是大势所趋。不过，欧洲在补强安全短板方面仍面临多重障碍和挑战，无论是战略文化还是体制机制，都存在诸多的不适应，因此欧洲安全角色和相应的能力建设仍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且一旦未能在安全防务领域实现成功转型，对欧洲的反噬也可能是致命的。

西巴尔干地处欧、俄、土等多重势力交汇处，向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欧盟在此地扩员的讨论可以追溯到20年前，但当时，布鲁塞尔一直摇摆不定。如今，俄乌冲突促使欧盟加紧谋划东扩，试图对抗俄在该地的影响力。然而，西巴尔干入盟进程面临多重障碍，包括欧盟机制改革困境、入盟进程拆分导致的“永远处于入盟进程而不得的状态”，以及地区内部冲突难解等问题，这些导致西巴尔干入盟道路充满变数。

当前，美国大选结果引发欧洲对欧美关系更加动荡的担忧，德国“红绿灯政府”提前解体。这两大变化叠加，推动德国政治的不确定性上升。在内忧外困之下，德国长期作为欧洲政治“稳定锚”的作用或将暂时弱化。摆在下届德国政府面前的首要任务是，如何在维持传统成功模式的同时，寻求适应现实的结构性变革，带领德国走出当前的经济低迷，提高经济竞争力，这或将为中德经贸合作带来新的上升空间。

由于国际变局下欧盟地缘政治的变化，以及乌克兰危机下欧盟内部力量格局的调整，特别是与法德实力相对下滑，欧盟边缘国家（欧盟内部一些非核心成员国和欧盟外部试图“入盟”的候选国）对欧盟影响日益增大。他们在推动对俄强硬、收紧难民政策和倒向美国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不断利用地缘政治需求施加影响，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今后，欧盟“去中心化”进程还将继续发展，“法德轴心”逐渐失去对欧盟战略走向的掌控，数量多、声音大的边缘国家影响力还会进一步凸显。

特朗普赢得大选将为中德之间的合作既孕育着新的机遇，但同时也伴随着不容忽视的挑战。一方面，特朗普如若推行美国优先和孤立主义政策，极有可能为中国与德国以及欧盟提供一个改善关系的契机。另一方面，特朗普如若坚持反全球化策略，可能导致中德供应链部分脱钩并逼迫德国在中美之间做出更倾向于美国的立场选择。

自3月7日成为北约第32个成员国后，瑞典不断加大国防投入，在防务领域持续发力，加速融入北约阵营。这使得西方和俄罗斯之间的力量平衡发生重大转变，北约在波罗的海和北海的威慑力量大幅增强，地区动荡风险增大。而深度卷入周边军事冲突，无疑也会给瑞典带来负面影响。瑞典曾在多边主义、应对气候变化等问题上拥有丰富经验。当下百年变局加速演进，追求和平与发展应当是各国外交政策主旋律。相信有远见的瑞典政治家会知道应将国家带向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