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选之后，英国的政治格局发生了十余年来最大的变化：在新的一届英国议会中，执政党重新获得了稳定多数，左翼力量占据了绝对优势，地区分离主义式微。这一变化无疑是巨大的，但现实情况十分复杂，从当前的变局中并不能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英国的稳定、繁荣及其对外影响力能否回归尚有待观察。

目前，马克龙看起来有诸多选项在手，但每一种选项背后都充满了危险和不确定性。解铃还须系铃人。对马克龙而言，无论是2017年、2022年大选，还是此次国民议会选举，他和执政联盟得到的许多左翼选票，本质上是这些选民为了阻击极右翼而“借”给他的。如果马克龙能够尊重这些迫于无奈“借出”选票的选民，更多倾听民意，极右翼的浪潮都可能止息。反之，马克龙本人可能在下一次选举中亲手将极右翼推上总统大位。

此次法国议会选举凸显全球政党政治已发生深刻变化，未来世界的发展方向会更趋于政党碎片化：传统政党会逐步消失，新兴的“无纲领、无领袖”的政党形式会逐步兴起。在未来，极端的政党会照样极端化，但其他的政党会慢慢趋同。同时，由于欧洲的经济和工业方面的实力及全球地位均显著下降，让极右翼反全球化、反移民的主张受到欢迎，欧洲极右翼崛起是一个“必然的趋势”。要想扭转极右翼浪潮兴起的趋势，欧洲必须从其最根本的经济和工业体制下手。如果这些不改变，扭转右翼势力只是空谈。

自2010年至今执政14年的保守党陷于如今这般境地，凸显英国政坛和民众求新求变，希望在内外动荡中争取国家变革和转型的呼声。展望未来，打着“改变”旗号入主白厅的工党，将会给英国的政治带来新变化。但其接过的是一个经济低迷、社会撕裂、政治极化的“烂摊子”。英国既有的结构性问题以及公共财政空间的狭窄，也将使工党的当家之路充满坎坷。

作为一个小多边机制的“魏玛三角”自身也存在问题：政府更迭带来不稳定和不确定性；三国的世界观和战略观存在差异；缺乏机制上的约束。因此，在这些复杂背景下，被欧洲舆论寄予厚望的“魏玛三角”能否成为欧盟的新引擎？目前来看只能说是有潜力但不确定，有待进一步的观察和现实检验。

乌克兰希望此次峰会能够创造历史，成为乌克兰实现和平的里程碑，但和平峰会实际成效有限。它并未形成明确和平路线图，多国对联合公报态度不一，甚至部分国家退出签署。俄方作为乌克兰危机中的另一方未受邀参会，称峰会取得“零成果”。中方始终坚持国际和会应具备“俄乌双方认可、各方平等参与、对所有和平方案进行公平讨论”这三个重要要素，否则难以为恢复和平发挥实质作用。目前战事仍在继续，乌克兰实现持久和平尚有充满荆棘的路要走。

历史上，“共和阵线”多次成功抵御极右翼威胁，但如今面临内部裂痕和外部挑战。极右翼国民联盟通过策略调整与形象重塑，减少了极端色彩，获得更多支持。同时，新人民阵线与执政党间的矛盾为极右翼提供了可乘之机。面对国民联盟在第二轮选举中的潜在突破，执政党阵营选择支持中左翼以对抗极右翼，与过去共和党策略形成鲜明对比，此举或成为法国政治的关键转折点。

马克龙解散国民议会旨在逼迫选民在传统政党与极端政党间作选择，逼迫其他政党尤其是传统政党不要作壁上观，要在极端政党对执政党的攻击中作出协防。这是马克龙孤注一掷的预期，也是当下比较好的结局。但选举政治最大的确定性就是其结果的不确定性，结果只能由法国选民来决定。同时，极右翼的发展也警示法国，要注意防范全球化和欧盟一体化的弊端，注意关注和吸纳极右翼选民的诉求。自掘坟墓还是断尾求生，马克龙将选择权交给了法国选民。法国走向何方，取决于法国选民的智慧和选择。

尽管未来法德之间的分歧难以根本消除，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地缘包围圈紧缩恶化的前提下，两国基于自身利益考量，或主动或被动调整内外政策，由此产生的新分歧、新矛盾甚至可能呈现多点爆发的局面，但总体而言这属于内部矛盾，是维护欧盟整体利益路径和方法上的不同，合作仍将是德法关系的主轴。

乌克兰危机和巴以冲突先后爆发，深刻改变欧盟地缘政治经济环境。欧盟内外挑战日益严峻，经济低迷不振，内部分化和矛盾增大，安全困境加剧。重重压力下，欧盟相关政策发生较大调整变化，经济上加大政府干预，政治上加强内部统合，安全和对外关系上强化地缘政治竞争。欧盟政策调整对中欧关系产生冲击和影响，突出体现在其对华政策上的矛盾性和摇摆性增大，消极因素有所增加。中欧关系虽然变得更为复杂，不确定性增多，但双方务实合作、彼此成就的大方向不会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