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要坚持对朝鲜半岛实行双向平衡战略，防止因半岛双方失衡而触发战乱。对中国而言，建立“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履行《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中的相关原则，有着同等重要的意义。中国提出的“双暂停”和“双轨并行”思路，恰恰是照顾到各方关切，是客观公允的，是双向平衡战略的具体体现，应当坚持始终，毫不动摇。

解决朝鲜问题的关键，在于能否真正对应上述两大本质原因，外部上减少朝鲜的不安全感和恐惧心，最终选择放弃核选择；内部上从“军队治国”转向“党治国”体制。由于朝鲜问题的复杂性以及中国的战略利益，决定了中朝关系仅仅定位在正常国家关系上是不够的，特别是前面所说的两大本质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中国在对朝关系中在正常关系基础上体现独特作用。笔者认为，中国在朝鲜问题的战略定位要着重放在发挥知识供应者、对美说服者和便利提供者的三大特殊作用上。

虽然宪法规定韩国是三权分立国家，但实际上总统是脱离权力结构牵制和制衡的最高统治者。韩国总统的权力比其他实施总统制国家的权力要强大。而且政治人物为打造权力基础而拉拢财阀筹措资金，财阀为了形成自己的保护网而利用政治权力，由此政商勾结。今后韩国政治制度改革能否继续推进？能否通过修改宪法等方式，将“帝王般总统”转向分权型总统制，同时将总统任期与国会议员任期相统一？这些都需要凝聚韩国全体国民的力量。未来韩国政治体制要想更加成熟，就必须要有经历阵痛的过程。如果没有改革的勇气和决断，那么未来韩国总统还有可能悲剧重演。

如同婚姻一样，所谓的幸福而持久的婚姻靠的不是激情，而是智慧和妥协，而朴槿惠显然还没有进入这种状态，就嫁给了国家。政治激情已散，权力斗争仍然继续，朴槿惠已经被打入冷宫。

中国已经对美朝双方提出“双暂停”并恢复六方会谈的建议，朝鲜未置可否，美韩却断然拒绝。虽然蒂勒森在北京同意中国继续促和的主张，但是，双方结构性的矛盾和利益分歧不解决，战争边缘政策就会始终在原有轨道上向危险的深渊滑行。

一条鱼死了可能怪它自己，但如果更多鱼死了，那可能就是水池存在问题。从首任总统李承晚到现在很可能被定罪的朴槿惠，韩国总统们如此大的出事概率，只能说明韩式民主与韩国政治生态链之间、韩国追求现代化的焦虑意识与“恨”的文化基因之间、韩国整齐划一的国民性与超越民主进程的民粹主义之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撕扯乃至对抗。

可以预测，中国对于韩国经济来说仍然很重要，但也不能过度估计这种重要性。中韩经贸关系建立在传统意义上的互补性已经减弱，从中长期来说，韩国会越来越把经济转型和维持竞争力的重点放在美国，“韩国经济依存美国论”的看法，可能会成为韩国的主流认知。对中国来说，韩国不担心中国经济制裁，说明了不是经济手段没用，而是这个手段还没有真正用得上；要用得上，首先是中国经济必须尽快升级转型，尽快成为最终消费品的世界主要市场。

中日韩关系必须改善，当代版的东亚“新三国演义”的基调和目标必须是三国共存共荣，致力于一个崛起的亚洲，着眼于一个团结和联合的亚洲，打造中日韩三国人民共享福祉的稳定局面。为此，打开三国合作的钥匙不仅是经济的，更需要政治、外交、安全和战略的。但这必然是一个艰难的历史进程。其手段不仅在于实力对比的新变化，更是在于三国的成长与成熟，在于三国之间是否能够重建理解和尊重。

中韩两国的互补关系决定了两国贸易战必定带有“负和”博弈的特征。旨在击垮对方经济实力的全面抵制政策必定给自身也带来不小的损害。要让韩国认识到部署萨德带来的严重后果的想法本身并没有任何问题，人们对相关企业的愤怒情绪也可以理解。但是如果把矛头指向所有韩国商品和民众，甚至让同样反对萨德系统的韩国民众也因此而受到人身攻击和威胁，则非常不可取。

如果中国的策略运用得好，或可利用朴下台这一事件，把它变成中韩关系改善的契机。简单地说，这个策略就是中国对萨德和朝核问题采取“两手硬”。一方面，对韩国必须采取强硬的反制措施，包括必要的经济惩罚。反制的目的是促使韩国新政府调整对萨德的立场。另一方面，对朝核问题，中国也必须继续保持强硬态度，不能让朝鲜产生幻觉，以为韩中关系遭遇困难，可以在朝核问题上松动一下。中国最好是能压迫朝鲜冻结核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