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经对美朝双方提出“双暂停”并恢复六方会谈的建议，朝鲜未置可否，美韩却断然拒绝。虽然蒂勒森在北京同意中国继续促和的主张，但是，双方结构性的矛盾和利益分歧不解决，战争边缘政策就会始终在原有轨道上向危险的深渊滑行。

一条鱼死了可能怪它自己，但如果更多鱼死了，那可能就是水池存在问题。从首任总统李承晚到现在很可能被定罪的朴槿惠，韩国总统们如此大的出事概率，只能说明韩式民主与韩国政治生态链之间、韩国追求现代化的焦虑意识与“恨”的文化基因之间、韩国整齐划一的国民性与超越民主进程的民粹主义之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撕扯乃至对抗。

可以预测，中国对于韩国经济来说仍然很重要，但也不能过度估计这种重要性。中韩经贸关系建立在传统意义上的互补性已经减弱，从中长期来说，韩国会越来越把经济转型和维持竞争力的重点放在美国，“韩国经济依存美国论”的看法，可能会成为韩国的主流认知。对中国来说，韩国不担心中国经济制裁，说明了不是经济手段没用，而是这个手段还没有真正用得上；要用得上，首先是中国经济必须尽快升级转型，尽快成为最终消费品的世界主要市场。

中日韩关系必须改善，当代版的东亚“新三国演义”的基调和目标必须是三国共存共荣，致力于一个崛起的亚洲，着眼于一个团结和联合的亚洲，打造中日韩三国人民共享福祉的稳定局面。为此，打开三国合作的钥匙不仅是经济的，更需要政治、外交、安全和战略的。但这必然是一个艰难的历史进程。其手段不仅在于实力对比的新变化，更是在于三国的成长与成熟，在于三国之间是否能够重建理解和尊重。

中韩两国的互补关系决定了两国贸易战必定带有“负和”博弈的特征。旨在击垮对方经济实力的全面抵制政策必定给自身也带来不小的损害。要让韩国认识到部署萨德带来的严重后果的想法本身并没有任何问题，人们对相关企业的愤怒情绪也可以理解。但是如果把矛头指向所有韩国商品和民众，甚至让同样反对萨德系统的韩国民众也因此而受到人身攻击和威胁，则非常不可取。

如果中国的策略运用得好，或可利用朴下台这一事件，把它变成中韩关系改善的契机。简单地说，这个策略就是中国对萨德和朝核问题采取“两手硬”。一方面，对韩国必须采取强硬的反制措施，包括必要的经济惩罚。反制的目的是促使韩国新政府调整对萨德的立场。另一方面，对朝核问题，中国也必须继续保持强硬态度，不能让朝鲜产生幻觉，以为韩中关系遭遇困难，可以在朝核问题上松动一下。中国最好是能压迫朝鲜冻结核试验。

韩国宪法法院的裁决，既让“后朴槿惠时期”的韩国政治迅速启动，同时，也给韩国国内各种政治势力的竞争开启新格局，同时，更给围绕着朝鲜半岛局势的各方力量博弈拉开了新帷幕。“萨德争议”需要迅速地转换视角，中国能够实质性地影响韩国的人心、民心和政心，才是有效反映中国的萨德关注、构筑中韩关系长期稳定与合作性发展的关键。

此次宪法法院通过弹劾案的意义重大，可以彪炳史册。韩国国民通过国民赋予权力的宪法法院，经过合法的民主程序，罢免了正在当权的国家总统。韩国虽然失去了一个总统，但却成功守护了一度受到动摇的国民主权主义、法治主义以及民主主义。即便是总统也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韩国未来的所有掌权者都应将此当作一个反面教材。

遏制朝鲜核导发展的势头是特朗普与中国加强合作的重点，也必定是中美2017年的合作契机。特朗普在朝核问题上的政策可塑性相对比较大。不过中美两国在朝鲜半岛的合作，能否顺利推进，除朝鲜本身与美国在条件上的灵活性外，中美关系在朝鲜半岛外部与内部的相关性，也是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

韩国选择由过去中韩协调、改善朝鲜的经济，从而为半岛统一奠定基础这个战略，转为依托韩美应对朝鲜威胁，从而实现韩美协调推动半岛统一进程的战略。由于韩国这样一个战略性的变化，导致了它考虑部署萨德系统，宁可冒着中国坚决反对的风险也要接受，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韩国有任何一种退缩的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