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来，半岛地区的安全从来都不是自己能完全操控的，外部大国在半岛的影响和博弈，是影响半岛局势走向的重要因素，这不是朝鲜掌握了核武器就能轻易改变的。外部国家对朝鲜的耐心正在消耗殆尽，如果它不能拿出外交合作的诚意来，未来局势的发展恐将不会如它所愿。另一方面，美国也必须改变思维定势，类似部署“萨德”这样的单边获利行为。归根到底，朝鲜半岛的安全问题是一个牵扯多个国家的重大问题，不寻求大部分国家的最大公约数，只会让有些国家有机可乘，让局势进一步失控。

当前美国新政府的对朝政策尚未形成，而是正在经历政策辩论的关键阶段。如果我们假设特朗普想要转向认真谈判的话，政策转变的关键在于如何在否定以“朝鲜崩溃论”为基础的对朝政策共识后，建立新的国内共识。这需要有合适的时机和足够的理由，还有如何让美国这个超级大国下台阶的面子问题。其中如何驳倒美国国内的强硬派是关键。中美在朝鲜问题有效合作，将有助于美国新政府在国内论战中击败共同“敌人”，为美国国内新共识形成提供重要环境。

这两款之前从未亮相过的战略导弹应是模型或样弹，因为根据目前朝鲜已经掌握的导弹研发技术和制造能力，研制出这种洲际弹道导弹的可能性不大。朝鲜在这次阅兵式中之所以展示这种“模型弹”，笔者认为其目有三：一是为了鼓舞国内的军心民心，展示其国家在“主体思想”指导下建设发展的辉煌成就，展示其有能力和手段战胜敌人；二是向国际社会显示，朝鲜已经成为政治和军事大国，其国际地位不容低估和忽视；三是对外界评估朝鲜能力水平产生迷惑和干扰，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这种战术在过去也经常被朝鲜所采用。

特朗普不是奥巴马，只有非理性才能对付金正恩的冒险行动。金正恩近五年在核武器所取得的进展，除了个性使然之外，还有就是外部大国没有形成统一的“红线”。现在这个“机遇期”已经结束。在生存和核武之间，只能选其一。

中国要坚持对朝鲜半岛实行双向平衡战略，防止因半岛双方失衡而触发战乱。对中国而言，建立“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履行《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中的相关原则，有着同等重要的意义。中国提出的“双暂停”和“双轨并行”思路，恰恰是照顾到各方关切，是客观公允的，是双向平衡战略的具体体现，应当坚持始终，毫不动摇。

解决朝鲜问题的关键，在于能否真正对应上述两大本质原因，外部上减少朝鲜的不安全感和恐惧心，最终选择放弃核选择；内部上从“军队治国”转向“党治国”体制。由于朝鲜问题的复杂性以及中国的战略利益，决定了中朝关系仅仅定位在正常国家关系上是不够的，特别是前面所说的两大本质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中国在对朝关系中在正常关系基础上体现独特作用。笔者认为，中国在朝鲜问题的战略定位要着重放在发挥知识供应者、对美说服者和便利提供者的三大特殊作用上。

虽然宪法规定韩国是三权分立国家，但实际上总统是脱离权力结构牵制和制衡的最高统治者。韩国总统的权力比其他实施总统制国家的权力要强大。而且政治人物为打造权力基础而拉拢财阀筹措资金，财阀为了形成自己的保护网而利用政治权力，由此政商勾结。今后韩国政治制度改革能否继续推进？能否通过修改宪法等方式，将“帝王般总统”转向分权型总统制，同时将总统任期与国会议员任期相统一？这些都需要凝聚韩国全体国民的力量。未来韩国政治体制要想更加成熟，就必须要有经历阵痛的过程。如果没有改革的勇气和决断，那么未来韩国总统还有可能悲剧重演。

如同婚姻一样，所谓的幸福而持久的婚姻靠的不是激情，而是智慧和妥协，而朴槿惠显然还没有进入这种状态，就嫁给了国家。政治激情已散，权力斗争仍然继续，朴槿惠已经被打入冷宫。

中国已经对美朝双方提出“双暂停”并恢复六方会谈的建议，朝鲜未置可否，美韩却断然拒绝。虽然蒂勒森在北京同意中国继续促和的主张，但是，双方结构性的矛盾和利益分歧不解决，战争边缘政策就会始终在原有轨道上向危险的深渊滑行。

一条鱼死了可能怪它自己，但如果更多鱼死了，那可能就是水池存在问题。从首任总统李承晚到现在很可能被定罪的朴槿惠，韩国总统们如此大的出事概率，只能说明韩式民主与韩国政治生态链之间、韩国追求现代化的焦虑意识与“恨”的文化基因之间、韩国整齐划一的国民性与超越民主进程的民粹主义之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撕扯乃至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