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问题是中国发展道路上的重大战略课题

袁训会：一般意义上来讲，无论是官方还是民众，会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国内问题身上，而南海问题不仅是一个区域性问题，而且也正在演变成一个国际问题，您能否结合自己的研究谈谈南海的重要性呢，它对中国的发展有哪些重要意义？

刘锋：中国有四大海：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渤海是我们的内海，黄海、东海和南海是外海。其中，南海的海域面积是最大的，有350多万平方公里，是渤海、黄海、东海加起来的几倍。南海的资源也是非常丰富的，包括渔业、石油、天然气以及其他的新兴能源，特别是可燃冰资源非常丰富，还包括一些海里的矿产资源，比如钾磷矿。我们对南海已经进行了多轮地质调查和勘探，并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和勘探效果。宏观上看，南海对我们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从海南岛向南走，大概有一千多公里到南沙，这一片海域是我们很重要的战略纵深；其次，南海是我国重要的海上航道：我国现在对外贸易量的80%都是从南海向外部市场运输，我国进口的绝大部分海上石油都是从南海运过来的，沿海地区石油储备基地包括炼化厂以及它的来源，大部分都是来自中东、非洲，这些原油的海上运输必经通道也是南海。所以无论是从资源、航道还是战略方面等视角来看，南海对我们国家都是非常重要的。

南海是地缘政治下的大国“竞技场”

袁训会：我看您的新著提到，就地缘政治角度而言，南海是一个地缘碎片带，如何理解这一表述呢？

刘锋：对。“碎片带”是地缘政治的一个概念。如果一个地区的很多国家都是一些比较小的国家，而且这些国家互相之间的实力都相差不大，这样的话很容易引起一些误会和猜忌，有可能会导致国与国之间的冲突。比如中东地区，有十几个国家，尽管其民族、宗教信仰、风俗等都基本一致，但这些国家之间却互相掣肘，纷扰不断。再比如巴尔干地区，它是“一战”的导火索，也是很多小国林立的地区，很容易引起大国插手甚至导致整个地区的地缘政治紧张态势。因此，“碎片带”经常被西方国家利用，做一些战略上的布局安排，以服务于它的国家利益。因此“碎片带”往往是不稳定的，其实从物理的角度也不难理解，铁板一块总是很稳固的，零零散散的东西总是不牢靠的。回到南海地区，南海周围东盟十国再加上中国，十一个国家中只有中国是一个大国，其他都是相对小一些的国家，很可能由于南海问题的存在而导致域外势力——西方国家的介入，它们通常采取“区域遏制”策略，用我们通俗的语言说是“挑动群众斗群众”，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形成地区地缘政治反面的互相猜疑和战略猜忌，导致一些不符合整个地区利益的事情。

从大国关系来看，很多大国都在南海有利益纠葛。在现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中国在南海有最大的利益关切，其他四个大国或多或少与南海都存在一定的瓜葛，它们有各自的利益诉求。从法国当年侵占中南半岛（越南一度是它的殖民地）到英国殖民统治马来半岛、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以及南海北部的香港，还有美国和菲律宾两国的关系渊源，特别是现在美国实施所谓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可见南海就是一些国家实施这一战略的一个重要抓手。另外，尽管俄罗斯和中国战略关系热络，但是俄罗斯在南海也有一大部分本国石油公司的利益，而且俄罗斯还是越南最大的军火供应商。从这个角度来说，南海地区的纷扰在一定程度上有大国博弈的影响和影子。

袁训会：网上有一个观点说，中国南海最大的敌人不是美国而是俄罗斯。

刘锋：这可能是代表了一部分人的看法，当然不能说完全对。这里面有一些值得深思的地方，也有一些方面值得商榷和探讨。毕竟，中国、俄罗斯和越南的各自关系是比较微妙的。紧接着刚才说的大国利益，还有日本实施的所谓“南下战略”，南海是它的咽喉水道；再有，印度实施的“东向战略”，从上世纪90年代起印度向东看，力求经营东南亚地区，并意欲在整个西太平洋扩大势力范围，目前来说整个东南亚地区也是印度对外贸易的重要区域。

可见，现在至少从全球层面来说，数一数二的几个实力雄厚的大国在南海都有所谓的利益诉求，不管是国家利益、经济利益还是商业利益，这将导致南海争议不单单是一个主权争议，它还牵扯到更为广泛的地缘政治层面的博弈。因此这是南海问题比较复杂、比较敏感的症结所在，稍有不慎可能引发国际纠纷和大国纷争。

东盟国家的南海策略：“抱团”+“大国平衡”

袁训会：的确，如您所说，很多大国在南海都有自己的利益考虑和战略部署，那么我的下一个问题是，作为聚集在南海周边的东盟诸国，它们会不会利用这些大国之间的争端，进而谋取自己的利益呢？

刘锋：毫无疑问，它们会这样做。目前，东盟采取了两个战略。一个是所谓的“抱团”策略，就是东盟国家“一致对外”，应该说2015年东盟就可以建成东盟共同体，这是它们的一个目标。另外一个策略就是引入一些大国来进行战略利益方面的平衡。这样的话，就会使东盟处于相对更为有利的位置，这从东盟主导的东亚峰会近年来的态势就可以看出端倪。2011年，美国和俄罗斯作为区域外大国被邀请加入东亚峰会，其实在东亚峰会上一些大国都聚齐了，这也是东盟的一个策略，也迎合了美国等一些域外大国的需要。可以说，一个是“抱团取暖”，另一个是“大国平衡”，这样两个策略可以使东盟尽可能多地博取自身利益。

袁训会：但是东盟毕竟是十个主权国家组成的，国与国之间是不是也会有一些纷争？

刘锋：东盟是由十个国家组成的，这十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样，战略利益和诉求也不同，所以在南海问题上，应该说是东盟成员国之间各有各的小算盘。在和中国有争端的国家之中，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文莱，是采取推动南海问题向符合它们的利益方向发展。对于其他的非争端国，比如泰国、柬埔寨，它们是不愿意为其他争端国家的利益背书的。泰国和中国的关系比较好，柬埔寨是我们传统的战略伙伴，在这种情况下就存在一个目标利益上的分歧。目前有一种倾向，就是菲律宾要把这些非争端国包括柬埔寨、泰国等绑到它的利益链条上，为它撑腰打气。从发展态势来看，东盟抱团的趋势在加强，在南海问题上集体针对中国的局面还是比较明显的，需要我们积极应对。

有海无洋：中国海洋战略的先天劣势

袁训会：我觉得从南海海域地理原因来讲，产生现在这样一个困局的重要原因是中国地理本身可能有些先天不足的地方，您在书里也说中国是有海无洋，有海无纵深。那么，针对这样一个地理上的先天劣势，解决南海问题包括其他海域问题，我不知道您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刘锋：用我们自己的话来讲，中国是一个海陆兼备的大国，但从历史条件来看，我国首先是一个陆上大国。当然，我们现在正在走向海洋。中国走向海洋会存在几个困难，首先是海域。我们地处东亚，但是现在海上的基本条件是有海但没有洋，这就把我们天然地放在一个地理上较为不利的地位。而世界上一些海上强国，比如美国、澳大利亚、印度，从海洋地理上来看，它们相对来说都比我们有利，美国有东西两大洋——太平洋和大西洋，整个南太平洋大面积都在澳大利亚的势力范围内，印度号称印度洋是印度的洋。而南海是我们最大的外海，整个海域又被一些岛链所包围，因此叫做半闭海。“二战”后，美国在西太平洋海域给我们划了三条岛链，第一岛链、第二岛链基本把我们从东海到南海的活动空间都给封住了，这个是我们走向深海大洋的一个很大的牵绊。

另外一个因素是我们周边一些海域还存在一些争议，包括岛礁的主权争议、海域划界的争议等，这也是影响我们走向深海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走不远，因为家门口的事情不断，需要牵扯精力处理。如果没有家门口这些事情的话，可以更为便利地进入大洋，那么情况就会好很多。因此，把这些家门口的问题处理好，才能对我们走向海洋、建设海洋强国打下良好的基础，并起到更大的提振作用。

中国走向海洋强国任重而道远

袁训会：目前来讲，这块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刘锋：我个人认为，目前来说，因为我们存在先天不足，而且短期内也难以快速改变，所以我们要直面这个现实。我们面临着外海的地缘碎片带，在走向远海、走向深海、建设海洋强国的过程中，首先要把我们家门口的事做好，先把近海的争议管控好，不要让这些争议引起大的国际影响，干扰我们前进的步伐，这是我们首先要做的。

第二是在我们走向远海的能力方面要提升，不仅包括海军，也包括海上执法力量。比如南沙，我们管控南沙海域还存在一些盲点或者薄弱的地方，需要尽快加强。另外还有我们的海洋科技，中海油目前来看基本还是在近海进行油气勘探，还没有去南沙进行实际钻探作业，这其实也是和我们的海洋开发科技水平有一定的关联。

还有，就是我们民族海洋意识和海洋文化方面的问题。千百年来我们更偏重在陆上发展，耕耘的是黄色文明。虽然我们有海洋意识，但不是很深厚，或者说不是一直都有积极影响。比如在明朝有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但是从历史长河来看，只是昙花一现，只是作为一个旗帜性的标杆而存在。因此，我们的国民意识首先是面向黄土的，对海洋还是从从黄土文明的角度去看待，这从我们的一些文学作品也可以看出来。我们一说海洋，基本都是一些神话故事，妈祖、南海观音、东海龙王、八仙过海等等。而西方的一些文学作品比如《大洋历险记》、《走向太平洋》等等，境界和胸怀就不一样，它们都是直面深海大洋的，而我们的胸怀从文学作品上来看基本是局限在周围，并且还是一些虚无缥渺的东西。这个其实也和我们的禁海政策是有关联的，历代的统治者都认为海上是有危险的，所以明清以来的政策就是禁海，特别是在清朝时期是非常严重的，这其实也就把我们这个民族的思想给禁锢了。那个时代整个西方进入资本主义，坚船利炮在海上驰骋征战，我们还是在固守炮台，最后一开打的话，强弱立马就见分晓。所以可以看出来，我们在这个方面是存在一些差距的，需要迎头赶上来。

南海政策可圈可点但亦有遗憾

袁训会：您刚才从历史角度对中国人淡薄的海洋意识进行了分析，那么在这儿能否更深入地介绍下过去这一百多年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这六十多年来，我们在南海问题上所做的努力以及在政策上出现的失误呢？比如现在有观点就认为有必要对过去一直倡导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做一些反思和调整。

刘锋：我们把南海过去一个世纪的工作分为前半段和后半段，前半段主要是清朝末期和民国期间，应该说当时我们在海上有一些表现是可圈可点的，当然也存在一些比较大的值得反思的地方。比如，当时清政府在风雨飘摇的时代把东沙岛收复了，还有清末时派水师赴南沙巡航，也表现了当时清政府在海上的积极作为。再比如，1933年民国期间，法国作为殖民者在南沙侵占了我们的九小岛，史称“九小岛事件”，当时引起了我国民众的极大愤慨。广大民众在广州组织了大规模游行，给了法国来犯者很大的震撼，最后事件得到了阶段性解决。还有，“二战”以后，我们继承了一些“二战”的胜利成果，1947年我国公布南海断续线，就是我国南海海疆的范围，这些都是在南海方面的一些主动作为的事例。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在南海也有不少积极的作为。但是由于当时的特殊情况，百废待兴，工业基础非常薄弱，人民海军是1959年才建立的，当时海上力量非常薄弱，我们也没有什么比较好的硬件基础到南沙去。因此，那个时候我们的政策基本是主权宣示。比如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当时发表的关于南沙主权问题等一系列声明，包括我们反对越南、反对菲律宾的行动和一些声明，都是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表现。那个时候基本都是在发表声明，当然这个声明必须得发，不发的话相当于默认有关国家的侵权行为。而另一边，蒋介石败逃台湾以后，国民党政权在1956年重驻太平岛，一直到今天。因为当时国民党的海军是有一定力量的，美国给它以一些支持，它还是有条件、有能力到南沙去的。再一个是当时我们大陆的关注焦点主要还是在近海，远海还较少顾及，这也是个事实，我们要客观来看这个问题。在南海问题上，比较可圈可点的是1974年1月份，当时我们和南越进行了西沙海战，虽然当时我们的海军力量是非常薄弱的，但在那场战役中，盘踞在西沙几个岛的南越军队被赶走了。现在西沙群岛牢牢控制在我们手里，就是那个时候打下的基础，这也是毛主席的革命生涯中的最后一场战争。

另外还有南沙海战，1988年3月14日的南沙赤瓜礁海战，我们和越南进行斗争。我们进驻了南沙六个岛礁，一直驻守到现在，我们的人民海军从此在南沙有了立足之地。这些都是我国在南海问题上根据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变化而采取的主动作为。比如说西沙海战，是抓住了当时中美在战略上接近，共同对付苏联的机遇期或者说“蜜月期”，借此很好地实现了中国的战略利益诉求。在1988年南沙海战中，当时我们也是在前期应联合国要求建设南沙海洋观测站，实现了我方的战略谋划。另外，包括1995年我们进驻美济礁，2012年实际控制黄岩岛，中方的表现都是可圈可点的。我认为，每一代国家领导人在南海上都有他们各自的作为，从毛主席时期的西沙海战(1974年)，到邓小平时期的南沙海战进驻六个岛礁（1988年），再到江主席当政期间进驻美济礁(1995年)，然后到胡主席当政期间实际控制黄岩岛（2012年），以及习主席当政后，我们与菲律宾在仁爱礁进行较量（2013年），这些均体现了我国领导人维护南海岛礁领土主权的坚定意志和决心。当然也有一些遗憾，从我个人的理解来看，西沙海战的时候，当时我们是通过武力方式收回了西沙几个被占岛礁，如果那个时候我们一鼓作气，到南沙把岛礁拿回来一些，这不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受到的国际影响和反弹是非常小的。当然客观来看的话，当时我们也有一些难处，我们的海上力量是十分有限，我们和越南海上的斗争，包括我们从北海舰队调海军舰艇等，都是实力不彰的表现。因此，要客观看待和分析相关历史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