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锋：应该说目前一些媒体有这种倾向，我是不支持表达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有的时候在这方面，媒体可能会推波助澜。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理性地看待相关问题，国家的理性首先要以国民的理性做基础。国际上也有一些看法，觉得中国现在强大了，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有所抬头，这当然也是有一定原因的。我们国内民众现在觉得国家综合实力提升了，就应该雄赳赳、气昂昂去做一些事情，对于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这样的呼声和举动，首先讲这种爱国心是值得肯定和赞许的。但是更多的时候可能要讲策略、讲智慧。现在已经远远不是一部《论语》就能走天下，或者拿一个大刀棍棒就能解决问题的时代了。如何管控有关争议问题，让这个问题在可控的范围内，不影响其他的更重要、更紧迫、更全局的问题，这其实是需要很大的智慧和定力。南海问题现在就是这么一个问题，既要维护我们的主权，又要不能因为维护主权而把整个南海局势搞乱。所以我个人的看法是，南海问题不要指望一夜之间就可以妥善解决，也不要认为除了战争就别无他法。

不少网友说南海、东海必有一战，我对这种比较极端的观点还是持保留意见的。我觉得除了战争还有很多方法，武力手段也并非一定能解决问题，美国打伊拉克、打阿富汗，靠战争手段看似胜利了，事实上留下了一个烂摊子，美国损失了1万多亿美元，伤亡了上万名军人，某种程度上说“打”出了一个金融危机，最后还损失了国际形象和软实力。换来的是什么？换来的是美国自身的反思。美国的一些战略学者也在反思，说从2001年至2011年这10年应该是美国失去的10年，上世纪90年代开始是日本经济上失去的10年，很多人也说是20年。美国恐怕是战略上失去的10年，美国囿于中东的反恐战争，对中国以及一些新兴国家的战略压力极大地消失，中国也在这期间获得了极为重要的快速发展的机会。美国反恐的10年刚好是中国新千年之后突飞猛进发展的10年。所以美国的失落和反思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战争是要慎用的，古语说：自古知名非好战，老祖宗的一些话是很有道理的。美国作为一个典型的好战国家，现在反倒对战争抱有警惕的态度，在伊拉克、阿富汗吃了亏以后，美国变老实了，在叙利亚问题上，现在奥巴马政府表现得就比较谨慎，为什么？就是因为美国看到了有时候战争带来的负面影响是非常大的，有时候逞一时之勇，可能后面的烂摊子要收拾很长时间。所以在南海问题上我始终坚持一个观点，即谈判看似不一定能圆满解决问题，但打仗就一定能解决问题吗？我看也不见得。不到万不得已，这个仗打起来是不合算的，能用其他手段来处理的干嘛一定非要动刀动枪去解决呢？所以在这些问题上，我觉得比拼的是智慧，是耐力，是毅力和恒心，这个方面我们国民要更多地去理性、全面、务实地看待问题。有时候解气很容易，就如去年“黄岩岛冲突”时打一下菲律宾，那是很容易的事情，问题是打完了以后怎么办，怎么来收拾残局，这个是要审慎考虑的。去年有一阵网上调侃，说外交部干的都是公安部的事，什么事情呢？“扫黄打菲”，也就是“扫除黄岩岛、打击菲律宾”。调侃归调侃，但我个人觉得我们的表现是可圈可点，行动方案有理、有据、有节，利用非军事手段实现了用军事手段能达到的目标，这不同样是“胜利”吗？有时候，我们老百姓恰恰不考虑这个，心头一热就说打，打完了以后怎么办？这恰恰是要进行重点谋划的，所谓的功夫在戏外就是同样的道理，打仗就是打谋划。

袁训会：我觉得造成现在这种局面跟官方的态度也有一定的关系，以中日关系为例，我们之前因为钓鱼岛和日本发生冲突的时候，出现了极端分子上街打砸日本车的行为，对中日双方的贸易都造成了很大损失，而当时的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是默许这种行为的。

刘锋：我个人不认为这些极端行为是政府默许的，政府是不可能支持这种暴力行动的，后来我们不也依法处理了有关涉案人员吗？我认为砸日本车这个事的发生，是失去理智的表现，因为一码事是一码事，不要把这两件事牵扯在一起，要分开来看。这个车你砸了，但这个车是别人的合法财产，涉案人员你有何权利处置别人的合法财产？而且这个车在哪儿生产的？花费的又是哪些工人的心血？这会产生一连串的问题，最终损害的可能还是中国普通劳动者的利益。另外，从我们政府在东海及钓鱼岛问题上的维权行动来看，很大程度上展现了不亢不卑、积极有为的一面，特别是有关涉海部门协调、协力进行维权，我们老百姓或许看到了这一点，看到了我们的进步。但可能我们网民的“胃口”很大，期待很高，希望再进一步，可能在感情上希望中国立刻像美国那样，再牛气一些，我觉得这些都是情绪的宣泄，也存在认识上的偏差。一是中国综合实力还没达到美国那种程度，再一个，即使中国达到美国那种程度，我们也不一定按照美国那种方式行事，因为美国很多对外政策战略现在来看其实是失败的，只是美国口头上不承认而已。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还是要理性务实，用我们老祖宗的智慧和处事方式，其实这在解决有关争议问题中显得尤为重要。

双边谈判是解决争议冲突的最佳方案

刘锋：西方其实有许多例子，国际上解决争端延续下来大概有几种方法。第一种就是武力，用传统的做法，你说是你的，我说是我的，结果大家比拳头，用拳头的软硬来说话。目前来说，这种方式已不符合时代潮流和国际规则的要求了，它毕竟是“二战”以前那个时代的产物。第二种是谈判，用外交手段来谈，就是针对有关问题摆事实、讲道理、摆依据，你找你的依据，我找我的依据，也有双边谈判妥善解决争端的，国际上有不少成功案例。第三种方法是依据有关法律进行第三方裁决。例如，2008年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围绕白礁的声索。多年来双方各执一词、相持不下，最后双方同意进入国际司法程序，国际法院最终把这个白礁判给了新加坡。但马来西亚说它很冤枉，因为白礁是它最早发现、最早命名的，但是过去一百年它没有怎么管，是新加坡在行使管理职能，也就是新加坡实际管辖的，最后国际法庭把这个判给了新加坡。这是国际上一个比较有影响的判例。从这里可以看出一个趋向，即判定岛屿归属是要考虑历史经纬等因素，但是现在更多地倾向于看实际控制和有效占领。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很多学者认为根据现在南沙岛礁的割据态势，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对今后我们收复南沙被占岛礁会带来很大的困难。还有一些方式，比如托管，这个岛屿大家都争，但是最终由一个国际机构托管，都别争了，这个岛屿可以共同管理，共同开发。再有就是南极模式，很多国家都想进南极，但是最后冻结主权和开发权利，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产，南极就是人类的共同财产。

中国主张通过双边外交谈判解决有关争议问题，这是我们一贯坚持的政策，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政策理念是一脉相承的，我们不采取武力手段，因为我们是主张和平解决争端的。当然我们也不主张第三方仲裁或者判决，我们陆上的国界、疆界等问题都是通过双边谈判解决的，所以外交谈判方面我们还是有不少成功的例子。当然一些矛盾的解决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谈的话可能要很多年，谈判的过程也是不断地积累共识、增加互信的过程。

国际仲裁的现行规则或对中国不利

袁训会：我们不主张将这些争端提交给国际法庭仲裁，这个原因又是什么呢？

刘锋：从我个人的理解，应该有几个方面，首先是社会土壤的问题，我们国民意识里没有形成这种“打官司”的文化和社会氛围，我们和西方社会的区别是，美欧的社会体系是讲究打官司的，美国的执业律师是庞大的，律师也是收入最高的，律师收入高的原因就是他们接的案子多，再就是对律师重视，对打官司重视，人们之间有什么小矛盾，动不动就打官司，法庭上见，西方是这么一个体系。但是从根本上讲，我们的国民是不喜欢打官司的，不到迫不得已，是不愿上法院的。我们更倾向于调解和协商，我们国内说某某被告了，或者谁谁上法院了，很多时候不是当成一件光彩的事情的。会觉得吃官司这件事总是不太好的，无论你是被告还是原告，潜意识里觉得最好还是别惹官司，这都是和我们历史文化和社会土壤有关系的。其次，我们认为南海诸岛是我们的固有领土，所以根本不存在和其他国家打官司解决的问题，我们不可能把我们自己的领土和别人去打官司决定，就好比张三抢了李四的东西，张三要求与李四打官司解决，这明显是不符合李四利益的事情。最后，从我们决策的层面来考虑的话，还有一种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打官司毕竟是有风险的，哪怕我们的历史法理依据再充分，哪怕我们有99.99%赢的把握，我们也不愿意冒0.01%的风险把岛礁领土主权等这些涉及十几亿民众感情、尊严和意志的大事交给几名法官就给决断了，况且，国际法庭、海洋法法庭毕竟是西方国家主导的，法庭裁决结果一定程度上也是国际政治的反映。因此，从几个方面来说，我们是不接受国际司法机构第三方解决有关争议问题的。

“南海行为准则”探讨的是冲突管控机制

袁训会：谈判有双方的磋商，还有多方的协商，在南海这些争夺中，有没有一个文件式的底线共识呢？

刘锋：有，中菲之间谈过，中越之间也谈过，磋商渠道都是很通畅的，和马来西亚之间的双边谈判都有，但是也有一些大家坐在一起进行的讨论和磋商，比如2002年当时和东盟国家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这个是大家的一个共识，共同坐下来签署这么一个政治文件。如果严格来说，其实它是一个多边的宣言，是大家共同签署的，不是双边的。双边的是中越之间谈一个，中菲之间谈一个。这里有一个大家的共识，第一条是和平解决有关争议，大家都喜欢和平解决，不是说哪一个国家喜欢动用武力，大家都有这个共识，包括不采取使这个局势复杂化的行动，不采取新的占领岛礁的行动等等，这都是当时达成的共识。可以说，《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有力地维护了南海和平稳定。此后，越南、菲律宾和马来西亚三国将维持和强化占领现状作为政策目标，未采取新的抢占无人岛礁的行动，其客观上减少了个别国家因抢占岛礁从而引发南海地区局势紧张的可能性。当然可能有些共识存在一些要进行调整的地方，这要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去谈一些新的规则。最近谈论比较热的就是“南海行为准则”问题，大家就认为它是一个约束力更强的规则。中国外长王毅前期就制定“准则”提出了中方的四点看法，其主旨内容包括：要有合理预期、要协商一致、要排除干扰、要循序渐进。也就是有针对性的回应各方的关切，表达中方立场。谈准则不怕，关键是中国如何趋利避害的问题，特别是要将菲律宾、越南等国一些不合理的过分要求打掉，体现协商一致的理念。目前围绕“南海行为准则”的问题已经成为南海斗争方面的一个焦点问题。但它探讨的是南海危机和冲突管控机制，并非是为了解决争端的机制。解决争端问题，最终还是要靠双边外交谈判。

中国应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

袁训会：说到制定南海地区规则，中国当然是希望把美国等一些域外势力排除出去，但是东盟的那些小国呢？

刘锋：谈南海规则，中国当然不希望美国来插手、来说三道四，但东盟某些国家则希望把美国、日本等国家拉进来平衡中国的影响力，比如菲律宾肯定想把美国拉进来，所以这个时候就存在这么一个协商一致的问题，你要拉，我不拉，最后怎么办？互相来协商。排除干扰的话就是要排除这些国家的干扰，这样的话南海问题最多限定在周边国家层面，这是中国的一个底线或者作为负责任大国的表现。当然还有一个原则就是要循序渐进，一步一步来，不能揠苗助长，如果很快谈成了，这个东西肯定是仓促的，是不经用的，所以谈规则制定的话，是个慢工出细活的过程。对中国来说，谈准则也是个考验，因为你在建章立制方面在积极行动，作为一个强国必须在这方面有作为。你没有作为，大家怎么能跟着你呢？为什么美国有影响力，号召力这么大？就是因为很多国际规则都是美国制定的，或者是美国参与制定的，无论是从战后国际体系的安排、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设立等等，全球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体系构建都少不了美国的主导或牵头参与。因为你不让它参加，那就做不成，搞不了。当然，我们也是受益于美国的一些规则，同时也受制于它的一些规则，这时候就凸显出了在机制框架内如何斗智斗勇的问题。目前，中国作为大国进一步发展了、壮大了，就要维护地区稳定，这是大国应有的表现和责任担当，不能主动带头把这个局势搞乱，否则中国的国际形象和软实力将会受到损害，必须要起到中流砥柱和定盘星的作用。综合而言，在建章立制方面，我觉得我们有很多的工作要做。过去五百年以来，我们在走向海洋方面是有缺憾的，近代以来也是有惨痛经验教训的。特别是当前面对海洋世纪的来临，我们在海洋建章立制方面不能缺席和缺位。现在的国际海洋秩序和体制机制，基本上都是西方国家主导和建立的。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我觉得在这方面我们不是说全部要翻盘、至少要在新机制的建立上得发出我们的声音，表达我们的合理关切，这样的话去慢慢地扭转这个局面，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尝试，也是必经的一个过程，是我国建设海洋强国的一条必由之路。

东方智慧：解决南海问题的新思路

袁训会：最后，我想问的是，您能不能从中国智慧或者东方智慧的角度对南海问题进行一个总结式的展望呢？

刘锋：我觉得我们东方智慧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完全有别于西方的智慧。南海问题现在面临这样一个局面，我认为和西方的影响是脱不开关系的，在这之前，在西方那一套体系没有引入东亚地区之前，南海沿岸国家和人民是和平共处的，当然这些国家中一些是我们的藩属国，我们是宗主国，整个体系和平共处非常好。中国渔民在南沙打渔，越南渔民可能也在那里活动。不存在这个海洋边界在哪里，大家和平共处，有什么不好？不要分得那么清楚，当时就是这个样子。

到了西方体系引入过来之后，情况就发生变化了。西方体系讲究精确，一定要把海上的东西分得清清楚楚，哪怕坐标都要搞得非常清楚，这个势必会带来问题。西方的体系引入到东方这个圈子造成水土不服，很多时候和这个是有关系的。就像邻居家扎篱笆一样，你非要把这个篱笆要扎到这个路上，最后公共利益就受损了。在这个方面，其实东方智慧在解决问题上要比西方更有优势，也更有宏伟的眼光。这就回到我们的“共同开发”政策上，很多人认为是过时的，我认为共同开发更好地体现了我们老祖宗的智慧，这块海域是大家的，你做你的，我做我的，大家共同坐下来把这个海域管好、用好，利益共享，这有什么不好的？当然在主权问题上这是要弄清的，但海域的管辖权其实是可以谈判的，谈总比不谈好，利益妥协总比兵戎相见好。

所以我想具体到南海问题，一个基本的前提是他国侵占的这些岛礁必须无条件地归还中国，这是底线，中国肯定是不会让步的，也不会拿主权问题做交易。在这个基础上，针对岛礁的特点，确定领海基线，划定领海及专属经济区。在海域边界不能划定之前，大家就进行共同开发，目的与宗旨还是确保这块海域的安宁、祥和，不要因为这个争端把整个邻里之间的和气都伤了。我想看待南海问题还是要务实，希望我们普通民众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这个问题，为政府来帮忙，而不是添乱，思考和采取一些智慧的方法来处理问题。最终目的是让南海问题成为我们中华民族崛起、实现伟大复兴的垫脚石而不是绊脚石，我觉得这个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不仅是专门的研究人员和涉海部门相关人员，更包括我们广大民众，大家应该齐心协力把这个事情做好。

（作者系中国南海研究院海洋科学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