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法国政治历来被视为具有先驱性和象征性，其政治变迁也迟早会影响到其他国家，甚至会在其他国家发生。法国最近发生了什么变化呢？极右派政党国民阵线（National Front）在快速崛起。国民阵线成立于1972年，鼓吹经济上的保护主义，社会上的保守主义和政治上的民族主义。成立之后，国民阵线一直活跃在法国政坛上，包括参加2002年的总统竞选，差点执政。到今天，国民阵线已经成为法国最大的政治力量。

近来，有几个因素使得国民阵线再次引人注目，也使得人们开始担忧西方政治的未来。首先，《沙尔利周刊》遭恐怖主义攻击后，国民阵线意识形态的正确性似乎再次得到了印证，即反对全球化和开放的移民政策。国民阵线认为法国正在遭受穆斯林的攻击。第二，在外交上，国民阵线认为法国应当退出欧元区，美国不可靠，主张和俄罗斯靠拢。第三，最为显著的是，这样一个极右政党，开始主张原来由极左政治力量才提倡的劳工政策。至少在意识形态上，国民阵线试图整合极右和极左的力量。这些因素使得国民阵线成为今天法国民众支持度最高的政党。

尽管国民阵线能否在法国执政，及其执政后会否把它的意识形态转化成为实际的政策等，还都是未知数，但人们必须对即使在意识形态层面的变化给于足够的重视。在亚洲，意识形态在政党政治中并不重要，亚洲的政治力量往往是先有利益，再去找意识形态来论证自己存在的合理性。但欧洲则相反。

近代以来，欧洲政治就是阶级政治，各国政权一直在左右派政党间转换，人们已经习以为常。国民阵线使人惊讶的地方不是因为其极右，而是这个极右政党试图整合极左的政治力量。希腊、意大利、匈牙利等国也已经出现类似的发展，即左派政权吸纳右派力量。在欧洲政治史上，希特勒时代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就是这样一种极左和极右相结合的政治力量。没有人会说，欧洲会重演从前的历史，但这些政治现象的发生，应当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和思考。

左中右都无法解决问题

二战后，左派占据欧洲政治的舞台。战后经济迅速复苏，福利制度急剧扩张，随之膨胀的便是管理福利制度的国家官僚机构。到了1980年代，左派政治难以为继，政治往右转。英国的撒切尔主义是右派政治的象征，实行大规模的私有化政策。撒切尔主义很快扩展到大部分西欧国家。不过，右派政治也同样产生了很多问题。到了布莱尔的时候，提倡“第三条道路”，既不左、也不右的中间道路。但近年来的政治发展，表明了极左和极右力量趋向结合的趋势。如果这个趋势成为政治现实，必然对欧洲乃至整个西方政治产生巨大的影响。

人们可以把这种趋势称之为极端主义。极端主义的回归绝非只是这些政治力量的操作，而是反映了欧洲乃至西方政治的深层问题，也就是今天的西方民主所无能解决的问题。西方政治面临的困境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来探讨。

第一是全球化对西方的影响。1980年代以来，西方是全球化的主体和推动者。这一波全球化主要由资本驱动。有几个主要因素有效推动了西方资本的全球化。首先是西方的产业升级，一些产业需要转移到其他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其次是福利制度，西方实行高税收政策，资本试图通过“走出去”来逃避本国的高税收。再次是在私有化路线下，西方各国放松了对本国资本的管制。同时，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开始实行开放政策，也使得西方资本能够在海外寻找到巨大的空间。

全球化在为西方国家带来了大量财富的同时，也导致了收入差异的加大。那些能够参与全球化的人口（主要是资本）获取了最大量的利益，没有能力的人口则成为受害者。同时，全球化也为欧洲国家带来了大量的移民，包括穆斯林人口。无论是收入差异意义还是种族意义上的社会分化，都给今天的西方社会带来了无穷的社会和政治问题。

第二是产业结构的变化。首先是产业转移问题。旧的产业转移出去了，但没有新的产业替代。欧洲曾经在世界制造业中占据重要地位，但今天除了少数几个国家（德国等），制造业已经不再是欧洲的主要产业。制造业的衰退深刻影响了西方的就业结构。大量人口尤其是年轻人的失业，是西方社会又一个影响社会政治稳定的大问题。其次是产业结构本身的变化。很多国家的产业向金融业和信息产业发展，它们不能产生中产阶级。再者，由于技术的进步，一些传统上能够为中产阶级提供工作机会的产业，也大量缩减工作机会。这使得原来的中产阶级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他们的工作要不被资本所“剥夺”，要不被掌握低端技术的底层（包括外国工人）所“剥夺”，原来的生活水准难以为继。

第三是西方民主制度在经济、政治与社会的失衡。这可以用简单的算术来说明。今天的大众民主最直接的表达就是“一人一票”，最直接的目的就是“一人得一份（福利）”。但从“一人一票”到“一人一份”的转换需要条件。如果一人要得一份，前提就是一人需要贡献一份；如果一人不能贡献一份，体制就不可持续。矛盾显现于“一人一票”的民主要保证“一人一份”，因为政治人物必须这样做，否者就得不到选票，掌握不了政权；但是，“一人一票”根本不能保证一人能够贡献一份，或者说，“一人一票”的民主根本就不包含一人必须贡献一份的机制。这样的民主难以持续。

在大部分时间里，西方实行的是精英民主，大众民主也只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的事情。在精英民主时代，选举和被选举权都是有财产限制。诚如马克思所言，是资产阶级的民主。精英民主主要表现为政治阶级和资本阶级之间的权利分配，后来这种权利才逐渐扩展到全体人口。随着选举权的扩展，社会权利，即福利政策，也得以扩展。西方早期的福利政策是极其保守的，主要是为了保护资本利益，通过保护社会而达到社会稳定，因为资本的运作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德国俾斯麦时代出台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保障政策，就是典型的例子。现实地说，社会政策就是富人（往往是资本家）出钱买稳定。

但是随着民主的扩展，人们对社会政策性质的看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到今天，社会政策被普遍视为是人生而有之的“权利”。这种权利观的普及对西方民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果要赢得选民的支持，政治人物就必须向选民承诺高福利。新加坡的李光耀先生曾经批评，西方的这种民主是“福利拍卖会”，谁出价高（提供高福利），谁得票就多，谁就可以掌握政权。这就改变了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平衡。在精英民主时代，因为政治人物大多为资本所推荐和支持（即马克思所说的“国家是资本的代理”），他们必须考虑到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平衡。但是，在大众民主时代，尽管资本的支持还是很重要，但政治人物最重要的考量变成了选票，也就是选民。这使得政治人物急剧向选民倾斜，而对资本不利。

既有福利制度难以为继

在不能实现一人贡献一份的情况下，如果资本愿意多贡献几份，让那些没有能够贡献的社会成员分享，体制还是可以持续下去。但如果资本不愿意这样做，体制就会遇到麻烦。实际上也是如此。在“一人一票”的体制下，人们往往把自己所拥有的权利视为当然，而且对权利的要求也无度。谁来贡献一份呢？只有资本才能这样做。问题在于，资本的本性并没有改变。资本不愿意看到政府通过高税收，把自己的财富转化成为社会成员的权利。同时，资本是有能力逃避这种情况的。资本的全球化就是其中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在全球化时代，政治和社会是不能流动的，资本却可以，这使得三者之间更容易失衡。政府如果实行高税收政策，资本就会跑掉；但如果减少福利，依靠福利而存在的社会就会不满，政府就没有合法性。如何维持福利呢？西方有几个通用的办法，包括向中产阶级征税，债务（向老百姓、外国借钱），牺牲未来（照顾有选票的老人而牺牲没有选票的年轻人）等。但这些都不是长远之计。向中产阶级征税已使得他们苦不堪言，西方各国都面临中产阶级危机。大肆借债已使得西方各国债台高筑，到了危险的边缘。通过牺牲年轻人向老年人买选票，更使得西方年轻人感觉到毫无前途，这也是今天西方年轻人反建制的重要因素。

即使没有全球化，“一人一票”体制也难以为继，因为这里还有资本的动机问题。如果资本所得大都被政府用在福利，依靠福利而生存的社会阶层（或者“懒人”）便会越来越大，资本所有者就不会有动机去创造财富。

西方的“一人一票”制度发展到现在，产生了如此深层的问题，已经需要引入激进的改革。但谈何容易？尽管西方人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也知道如何改革，但就是解决不了谁来改革的问题。大众民主很难产生有效政府，因为只要福利和选票挂钩，通过选举产生的政府，将没有任何能力来做牺牲选民利益的改革。

欧洲极端主义的崛起，既是对这种政治现状的不满，也是为了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这里，本质性的问题就是要产生能够解决问题的有效政府。历史上，只有强人政治才能解决问题。世界各地都是如此。但强人政治又具有很大的危险性，希特勒的国家社会党就是明证。如此看来，今天西方世界的政治，再次进入很不确定的时代。

（作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教授、中国问题专家、曾任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文章转自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