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训会：您认为当时有没有意识形态上的考虑？因为那个时候北越与中国同属社会主义阵营。

刘锋：我觉得在当时，意识形态不是很大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整个南沙当时是南越控制的，所以我们在西沙对付的是南越，在南沙对付的也是南越，我们当时和北越还是在同一个战壕里的。形势的变化是在1975年，南越和北越统一以后，它的政策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刚开始北越承认西沙群岛是我们的领土，但是1975年南北越统一之后它不承认了。当然从战略上来看，美国的政治精髓是区域均衡（区域均势），它在一个地区不会让一个势力做大，它会扶持一些弱小的，最后造成这个区域的一些国家都是势力均等，这样的话美国和西方国家可以在其中渔利，更好地实施它的战略谋划，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中东、巴尔干地区都是这么一个套路。对我们而言，因为我们奉行的是和平外交政策，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不会采取这样的策略。有些西方学者也谈到，如果说南北越不统一，以北纬17度线为界分治的话，那么可能在南海问题上现在对我们来说更有利一些。当然这个只是一种学术观点，要从整个大势来讲，当时西沙海战是一个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博弈，不单单是所谓的中国和南越之间，它牵扯到美方，这个时间点就非常微妙，要根据当时的形势来判断。如果说遗憾的话，这里面有一个战略统筹的问题。

在南沙海战，1988年也存在战略统筹的问题，我们进驻南沙六个岛礁，本来有条件扩大战果，但是我们没有扩大，这个主要是从稳定南海局势、防止事态扩大化来考虑。所以，有学者也认为当时不扩大战果，比较遗憾，导致失不再来。

关于共同开发的问题，从上个世纪80年代提出来，到现在已经有三十多年了。共同开发的理念是邓小平同志最初从对日解决钓鱼岛问题和东海问题萌发的，后来进行战略决策，又把它用在了南海问题上，提出了“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政策方针。但是这个问题目前不少学者包括一些老百姓有这样那样的看法，就觉得现在几十年过去了，我们提出了共同开发，但是没有很好地实现，而是别人在单独开发。这是当前的关键症结所在，当年制定这一政策也有我们的通盘考虑。主要原因在于，当时提出“共同开发”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我们海上科技力量比较薄弱。由于共同开发主要是针对油气资源开发，而我们的海上油气开发能力比较落后，1982年我国才成立中海油公司。但是马来西亚、文莱相对来说都比较早。实际上在1980年之前，在上世纪70年代，当时马来西亚已经在南海进行了相当规模的油气开发活动。越南在1986年就在南海进行了油气开发，勘探并开发了比较成功的白虎油田，海洋油气开发经济利益日益凸显。而我们相对较晚，特别是在南沙，我们并不占先机。我们提出来共同开发，也是希望加强南海合作，稳定南海局势。我们存在的一个劣势就是人家先我们后，这就存在一个先来后到的问题。它先来，有战略优势的话，你作为后来者要和它搞共同开发，它首先是对你排斥、不信任，对你不配合、不合作，这也是一个基本的逻辑。反过来说，如果我们有了这个存在的话，再去提“共同开发”相对来说就更有利。这也是为什么“共同开发”没有像老百姓希望的那样的主要原因之一。

怎么办呢？有些学者也提到了，既然他们都有存在了，我们没有存在，那我们必须在南沙自营开发作业、保持存在，这样的话你也有，我也有，大家就合作共同开发，这是目前来看呼声比较高的想法。但是我们进行自主作业也存在问题，首先就是技术的问题，还有就是整个开发过程中的补给、运输等等一些保障问题。因为南沙毕竟不是近海，离我们这边最近有一千多公里，若在南沙搞开发，没有基地怎么搞？现在来说，海上开发技术进步了，我们可以用新技术比如海上浮式开发技术等，但是还是要受制于南海局势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是非常明显的，因为有关争议方一旦在海上对峙或胶着的话，可能就会引发海上摩擦或冲突事件，局部的擦枪走火都是很可能的。

南海可开发的空间依然很大

袁训会：也就是说，我们去那边开发的空间还是有的。

海洋开发应先易后难不能好高骛远

袁训会：我觉得在南海周围的国家都是一些弱国、小国，他们自己的开发能力应该也不会比中国强太多，他们一开始应该也是跟美国这样的先进国家合作了才有这个实力。我们当时是不是也错失了这方面的良机？

刘锋：文莱、马来西亚是做得比较早的，70年代，当时联合国的一个报告说南海是第二个波斯湾，那个时候西方的很多公司就很重视南海，所以就陆续进行勘探开发。我国1982年才成立中海油，开始系统化地进行海洋油气的开发规划。当然我们在南海也早有勘探开发活动，但基本上都在沿海，上世纪50年代，当时发现在海南岛周边莺歌海海域有天然气苗从海里冒出来，后来进一步发现了一些小型油气田的存在，中海油成立以后进行了规模化的开发。1982年后，中海油也与外国石油公司加强合作，因为我们当时一无技术二无资金。可以说，改革开放后我们的石油开发国际合作是走在最前面的，开启了我们对外交流合作的先声。我们和美欧等国际石油公司的合作，当时主要在南海北部近海地区、南海珠江口海域，以及海南岛周边海域有一些油气发现，当然也有一些挫折，比如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有一度南海油气勘探开发进展不大，导致很多西方石油公司都相继离开了，到了90年代以后逐步才把这个工作重新推进起来。当然，也不是说我们没有一些优惠政策，我们也是打开大门，也在与国外公司搞合作，但当时主要还是在近海，毕竟要先会爬才能走，家门口的事情都没有做好，怎么可能想到跑那么远？1992年以后，我们也与美国石油公司合作，考虑在南沙万安滩进行油气开发，但由于多种因素影响，没有进展下去。总得来说，由近海到远海，由易向难是很正常的，马来西亚基本上也是首先在家门口开发，后面才到深海。现在回头来看，南沙很重要了，整个石油资源与分布进一步被认知，因此才引起一些比较大的纠纷，这和它的开发历程是有关系的。

所以我个人的看法是，南海的石油开发还是要基于现实，不能好高骛远，因为海洋开发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光有一个想法就能实现的，它需要实实在在的技术储备、技术提升、资金投入。举个例子，康菲公司在渤海湾的溢油事件，负面影响非常大。如果我们在南沙地区因油气开发出现漏油事件，那必然引发轩然大波，与渤海湾将有所不同，产生的也将是国际影响。所以对于海洋油气开发，我想有想法和意志是一方面，关键还是要有实实在在的技术储备和保障能力，在这方面，尤其需要我们的务实的行动。

中国的海上政策其实是日趋积极的

袁训会：透过您的介绍，我发现其实官方在南海问题上还是做了不少努力的，但现在给不少民众的印象是，我们在国际上很被动，国内民众也觉得官方有点不作为的意思。我不知道我们官方为什么不将自己所做的工作向民众讲明白，这么做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刘锋：你刚才谈到的也是一些老百姓和网友关心的。目前至少有两种看法。一方面，我们综合国力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在不断提升，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现在这个阶段学者把它称为“将强而未强”的阶段。我们现在是一个海洋大国，但是还没有成为一个海洋强国，只是向这个方向迈进，将其作为发展目标。从国家层面来讲，我们也是从地区大国走向地区强国，正在向世界大国、世界强国发展。在这个阶段，处于战略矛盾的凸显期。如果我们自身发展太快了，会引起一些周边国家的战略猜忌。历史上任何一个地区的强国，在其快速发展和崛起的过程中，势必会引起周边国家的一些反应，如果合作深入的话，关系会进一步强化；但如果战略猜忌加大的话，则关系可能会疏远，所谓的“威胁论”就会产生。上世纪90年代一度存在的“中国威胁论”，现在又以各种翻版形式开始抬头，事实上它和我们的快速发展不无关系。因此，周边国家对我们有战略猜忌，包括美国，它之所以要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牵制中国，遏制中国，因为中国的崛起和美国全球称霸的目标是有战略冲突的。如果中国快速发展的话，可能就会平衡它的影响力，这是美国的隐忧所在。

周边国家有一些担心，因为还存在着南海、东海的争议，如果说中国持续发展，到那时候解决这些问题的话，它们不一定能占到便宜，或者不一定更有优势和能力与中国进行谈判，所以它就选择在这种“窗口期”，即中国“将强而未强”的这个时候跳出来，来固化它的利益，使它的利益合法化，这就是它们的小算盘。而美国现在实施所谓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刚好又给这些国家营造了很好的一个契机，它们狐假虎威以为可以和中国叫板。所以我们可以回顾一下，2009年之前，南海基本上风平浪静，但是为什么在2009年之后这些问题好像突然都爆发出来了？一个原因是我们的快速发展，特别是金融危机之后我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前我们还是韬光养晦，可以躲在一些国家的后面，金融危机之后突然就显露出来了，已经处于世界舞台的数一数二的位置了，再想韬光养晦就藏不住了。其二就是美国的所谓“亚太再平衡”战略，牵制中国，美国周边的军事同盟国如日本、菲律宾认为有了可乘之机，抱着美国的大腿可以获取他们的利益，所以日本才在钓鱼岛挑事，在东海挑事，菲律宾在南海示强，这是整个大的背景。所以我觉得外交上的“软和硬”都是和战略利益、国家利益要协调和相统一的，我们的海上执法力量处在海上维权第一线，是在维护国家利益；与此同时，我们的外交官在谈判桌上磋商斡旋，同样也是在维护我们的利益，维护我们的战略机遇期，给我们创造良好的和平发展的空间，其实是殊途同归的一个共同目标利益的维护。

所以全面地来看，我们的外交不存在所谓的“软和硬”这些本质问题，这些都是表象，根本上还是国家利益这条主线在起主导作用。国内一些网民或者老百姓可能觉得我们的对外政策方面有点软，我觉得这其实是从某一个角度去看的，可能放大了某一层面的问题；而在国外来看，它们首先认为我们现在的海上行动是越来越强硬的，政策是越来越积极的，因此，所谓的消极和积极其实是从两种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同一个问题而产生的偏差。

中国在同周边国家打交道时应更加开放主动

袁训会：我想，在处理外交问题上，我们的首要任务当然是维护自己的利益，但是也不能让周边国家感到威胁。既要维护自己的利益，又要打消别国的疑虑，这当然需要高超的外交技巧，但我觉得我们在这方面做得还不是很够。

刘锋：从我个人的理解，我觉得这其实是我们正在努力的方向，我们过去是比较强调自身的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党的“十八大”以后，我们的外交政策有不少新气象，比如现在塑造积极有为、更加主动、更加务实的一个大国外交形象。从新一届的领导集体上台以来，实际也看得非常明显，我们的外交其实也在新形势下进行创新。目前来看，我们发展了，我们自己说我们不是你的威胁，我们是和平发展的，但这个承诺还要别人能信，所以一方面是以自己的行动来证明，第二方面还要进行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需要增信释疑，特别是面向有些国家的普通老百姓去做大量的解释工作，这样的话可能增加民众之间的互信。对于国家和国家的互信，要以民众之间的互信和认知为最根本的前提，如果老百姓之间都缺少互信的话，我想国家之间也是缺乏深厚基础的。目前来看，中日之间互信和好感是非常低的，安倍政府为了迎合国内的选民，其采取强硬的立场态度去讨好右翼选民，在历史问题、钓鱼岛问题上示强，其必然导致中日关系磕磕绊绊。所以从我个人的理解来看，2009年以来，东亚各个有领土争端的国家，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倾向都在回潮，所不同的只是程度有所差别。从这个角度来讲，这种态势对整个地区的安全与和平是不利的，有可能会损害整个地区的整体利益。总体上来说，和平对大家都是非常有利的，就像习近平主席在今年的博鳌亚洲论坛上所指出的那样，和平犹如空气和阳光，受益而不觉，失之则难存。所以能用谈判解决的问题，就最好不要用武力方式去解决。有关争端的和平解决实践，这个方面有很多国际案例可以供参考和借鉴。

所以我国提出了和平解决有关争议问题。在争议没有解决之前提出进行共同开发，促进区域局势和平稳定，这也是借鉴了国际上一些比较成功的案例。在我看来，我们具有极大的诚意和善意推动共同开发，这就需要周边国家的积极回应，推动它们来与我们互动。至少我现在看我们的“十八大”报告，包括我们新一届政府上台的作为，我觉得是十分积极务实的，特别是强调更加主动地去参与一些地区和国际事务，参与一些建章立制的工作等，这是增加中国大国影响力和软实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我对未来我国的外交作为还是抱有很大的期待。

民族主义情绪：媒体不能推波助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