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联合国成立70周年。在庆祝这三个重要节日时候，人们自然要问当时形成的国际秩序对战后国际政治和经济影响如何，国际社会究竟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国际秩序？

不可否认，70年前构建的国际秩序历史性地改变了人类的命运，功不可没。全球殖民体系土崩瓦解；冷战对峙不复存在；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日益加深；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的方向发展；国际形势总体保持稳定，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具备更多有利条件。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世界面临的危机和挑战不断。乌克兰危机持续燃烧，中东乱局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伊斯兰国”猖獗肆虐；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告别高增长，进入新平庸时代。有人据此认为，国际秩序正在坍塌，世界已进入“失序”的时代，“我们解决问题的集体能力下降了，主要的全球安全治理机构遭到削弱”，“出现巨大的供需缺口”。

对于当前国际秩序，是推倒重来，另起炉灶？还是根据国际格局和形势的变化对现有秩序不断进行改革与完善？笔者赞同第二种看法，主张国际秩序也要与时进俱，不能因当前国际秩序中存在着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就“把小孩和洗澡水一起从澡盆里泼出去”。

当前国际秩序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霸权思维作祟，有法不依。基辛格说，“美国民众普遍认为美国模式是唯一正确的”。受这种错误的“使命感”驱使，美国不遗余力地在欧亚地区搞“颜色革命”，在中东推行“阿拉伯之春”，在全球强行“复制”西方民主，这从根本上否认了世界的多样性和主权国家平等原则，违背了《联合国宪章》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其结果是西式民主遭遇“水土不服”，世界“失序”，冲突不断。

第二，现有国际治理机制与当前现实脱节。冷战结束后，历史并没有终结，世界进入从单极世界向多极世界过渡时期。随着新兴经济体国家崛起，世界权力正在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力量对比发生结构性变化。这一变化产生的直接结果是，当前国际多边组织构成与现实严重脱节，广大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小国家在联合国、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的话语权和决定权受到严重限制；围绕全球安全、金融、贸易治理等问题，新兴经济体国家与发达国家存在不同看法和治理路径，他们的诉求得不到满足。由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主导的各种地区组织如上海合作组织、东盟、非洲联盟、拉美及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等应运而生，国际治理碎片化趋势上升。

第三，国际治理落后时代发展步伐。当前人类面临大量非传统安全威胁，如恐怖主义、网络攻击、气候变化和流行疾病等，而国际治理在这些领域却严重滞后。有的虽已形成应对规范，如联合国已通过多个有关打击恐怖主义的决议，但反恐双重标准依然存在，制约国际反恐合作以及根除恐怖主义滋生的土壤；有的正在筹划形成监管机制，如中美元首去年宣布两国2020年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为今年达成新协议提供了基础；还有的只是一张白纸，如网络安全、太空安全等。

第四，改革阻力大。如，由于美国阻拢，2010年IMF通过的改革股权方案迄今仍卡在美国国会，无法落实。

为解决上述问题，当务之急是排除困难，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顺应时代发展需要的国际秩序，这将更加有利于世界的持久和平与稳定，也将为各国的共同发展创造更大空间，带来更多机遇。改革与完善是实现这一目的的必由之路。改革要充分发挥联合国的核心作用，重点是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国际治理合法化以及国际组织构成合理化。如，中国倡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便是对现行国际金融治理机制的补充与完善。

作为国际秩序的积极参与者，中国将一如既往地积极参加国际秩序改革，并贡献中国的主张和方案。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前驻克罗地亚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