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经济全球化的基本面没有变。第一，当前市场经济一统天下，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为经济全球化创造的根本前提没有变。第二，由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组成的二十国集团（G20）联手出台各种应急措施，为经济全球化扫清各种障碍的基本格局没有变。第三，世界贸易组织推动全球贸易治理机制的形成，为经济全球化提供的制度保证没有变。第四，作为经济全球化主体的跨国公司的发展，加速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没有变。第五，最重要的是，以高新技术为核心的信息化迅猛发展，不仅冲破了国界，而且缩小了各国和各地区的距离，使世界经济越来越融为整体的趋势没有变。

日本农水产品增加出口面临的最大课题是，出口市场多元化问题。目前在东亚市场上，那些具有发展潜力的市场几乎已被美国和韩国企业所占据。日本企业要将农水产品出口到东南亚地区市场，实际就是挤占美国和韩国的市场份额。所以，日本企业必需首先选择好适合日本的国家或地区，完善那里的基础设施建设，并确保及时地提供“新鲜的日本农水产品”。也可以说，扩大食品出口的关键是解决好物流问题。

日本的基本态度是，推动TPP尽早生效、RCEP放在TPP生效之后，以便建立“高水平协定”。韩国因为与中国经贸关系密切，非常重视对中国的关系，所以会上（RCEP部长级会议）韩国始终与中国相互配合。印度的立场很微妙。因为涉及问题较多，会议也未达成一致意见。

基于美国主导的TPP模式来整合亚太地区，推进FTAAP的建设却非常困难。对于收入水平较低的大国而言，比如中国、印度尼西亚和俄罗斯，在谈判过程中，将它们排除在外，形成协议之后却强制要求它们进行“接受”“不接受”、“加入”“不加入”的选择是非常生硬、甚至霸道的。而RCEP所继承的东盟以及“10+1”模式，则更具包容性。长期来看，基于这种模式之上的亚太区域整合大有可为，也更有可能。

美国经济表现不如预期，美联储不会为了加息而加息。何况，除了美国外，全球主要经济都参加了货币宽松政策的大合唱。美联储加息的外部因素更为复杂，如果说在此之前美联储主要考虑中国和英国（脱欧），年内加息则要综合平衡全球因素。在日本、欧洲、澳洲乃至英国都在实施货币宽松政策的时候，维稳应是美联储的务实之选。此外美联储加息的摇摆不定，突显美国也要实施结构性改革。除了经济治理，更多的还有思维上的转型，即使用新经济周期的变化，配合全球市场建立更公平、合理的全球经济新秩序。

要逐步建立共同遵守的游戏规则，如制定一视同仁、不带政治偏见的“市场经济国家”标准，以及如何避免竞争性货币贬值，如何反对贸易与投资保护主义，如何加强反恐、反腐合作，等等。家有家规，国有国法。APEC就有一个“APEC方式”，被称为它生存和发展的“灵魂”。G20似乎也需要有某种“方式”，以便有效运作。

从去年年底美联储首次加息，到现在美联储加息预期的不确定性，突显美联储无法再像危机时那样独立决定美国的货币政策。后危机时代，美国货币政策和全球市场形成了风险与共的关系。这种风险与共，提醒美国尊重新秩序的力量——现在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左右全球市场。

新科技革命与新工业革命也可能导致就业市场的分化。高水平的自动化和互联功能将在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之间制造新的财富差距。第四次工业革命有可能削弱新兴市场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发展中经济体将面临更大挑战，如果不采取适当的政策，这次工业革命将加剧不平等。但从长期来看，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并不会导致大规模失业。第四次工业革命就业结构特征的政策含义在于：要坚决打破“低成本劳动诅咒”，克服由于比较劳动成本优势而形成对传统生产方式的过度依赖以及由此形成的对新工业革命的恐慌，逐步摆脱劳动密集型生产范式的技术路线锁定，实现生产技术和人的全面发展。

中国力排干扰，坚持G20是全球经济合作主要论坛原则，发扬同舟共济的伙伴精神，紧扣峰会主题“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同成员国和国际机构展开沟通磋商协调，通过举办杭州峰会提升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向世界全面展示大国责任与智慧。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一度陷入低谷，继而又缓慢回升，2015年反弹达到新高，但短期前景并不乐观，恐进入新一轮动荡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