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党在今年的美国大选中将总统宝座及参议院和众议院的控制权全部收入囊中，立法活动和政策举措由此进入新时代。宏观经济、宏观层面的政策问题将影响金融市场。我们总结了大选后市场面临的九大关键挑战，当中的一些问题已经影响了市场走势——或许目前冲击还不够大，但如果重新调整预期来看，影响恐怕将非常深远。

目前TPP虽被判处死刑，但在执行之前，起死回生的奇迹不是不可能发生。因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毕竟TPP代表的高水平国际贸易规则是未来国际贸易的发展方向，无论TPP是真死还是诈和，向高标准的贸易规则看齐，推进国内高水平高标准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完善法治化、便利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始终应该是我们努力的目标和方向。

TPP受阻，其他的贸易协议有望乘势而起。秘鲁和智利，这两个TPP的早期参与国，已经明确表现出了对RCEP的兴趣。就连日本也表示，如果TPP停滞不前，那么重点将转向“由中国牵头的贸易协定”。因此，下月初召开的RCEP第16轮谈判将吸引更多的目光。在当前全球贸易低迷，美国经济政策内顾倾向加剧的形势下，新一轮的RCEP会议能给外界一个什么样的信号，给有意于RCEP的智利、秘鲁等国一个什么样的回应，将会至关重要。

不管TPP未来的命运究竟如何，TPP的暂时搁浅毕竟给RCEP的实现带来了新的机遇，将有更多的APEC成员转向支持RCEP。中国应该抓住时机，力促RCEP的早日达成，提高中国在亚太地区乃至全球贸易自由化中的影响力。

贸易具有创造与转移效应。在贸易的“创造”与“转移”过程中，有些国家会得到收益，而有些国家则会受损。同理，对于国内来讲，有些部门将会受益而与此同时有些部门却因此受损，所以会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并形成对不同贸易政策的偏好差别。每一个自贸协议的签署实质上正是国内外利益集团与政府博弈的结果，是政府在自身利益与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相对平衡。特别是，现今所谈判的各种区域自贸协议大多属于特惠贸易协议，这些协议在对内实现贸易自由化的同时也在对外实行着贸易保护。因此，究竟是自由贸易还是保护贸易，这其实很难做出严格意义上的区分；而将某个历史时刻作为两者之间的具体区分，则更是难上加难。

为应对未来欧盟-北美自贸协定带来的挑战，中国应未雨绸缪。首先，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注重争取欧盟的参与，在欧盟尚未与北美建立自贸协定之前使其融入到“一带一路”经济。其次，尽早完成中美BIT和中欧BIT谈判，并在此基础上适时启动中美、中欧自贸协定谈判，尽快启动中加自贸协定谈判。最后，RCEP是目前中国参与的唯一的巨型自贸协定，抓住TPP审批困难和TTIP推进困难的时间窗口，争取RCEP谈判早日完成。

英国未来的经济状况，取决于英国与其最大贸易伙伴能够保留的关系质量，以及它能否成为对其他国家更具吸引力的经贸往来对象。目标应是“软退欧”和“开放”经济。移民问题将指向相反的方向，即与欧盟彻底斩断关系，同时对欧洲以外国家来说商业环境变得不那么友好。跨国供应链有赖于跨国劳动力，人员的自由流动不只是欧盟单一市场的支柱之一，它还是现代企业固有的特质之一。因此，拟议中的移民限制在把英国推向“硬退欧”的同时，也使英国对全球其他国家的吸引力下降。

一个贸易协定不能涵盖所有的行业，有些行业会从中受益，有些行业则会遭受损失。为因贸易协定遭受损失的群体提供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如果不这样做，人们会反对贸易协定和全球化。因此，反全球化，不是这些反对贸易协定的人有错，而是政府未采取足够的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中美两国应扩大投资和贸易合作。中国经济从出口导向转向以国内消费驱动，将在物流、医疗、金融服务、专业服务等行业产生巨大需求，这为美国企业带来很多商机，在华的美国投资将会获得巨大收益。目前正在进行的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也会带来很多机会，因为关键的谈判在服务业，当协定达成时，大多数行业都会对外资开放。这是扩大两国合作的重要机会。

目前全球化遭遇的只是暂时的挫折，而不是趋势性的倒退。全球化倒退论者的一个误区就是目光仅盯住欧美，以为欧美的反全球化力量崛起会导致全球化倒退。如果是过去，这种观察还比较能服人，但是现在不同了。非西方国家已经群体性崛起，它们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同时也成了全球化的新的推手。G20兴起就是一个例证。

贸易保护措施的增加，只能把各国推向贸易战的边缘，结果必然是两败俱伤。在经济全球化和产业供应链国际化的背景下，如果全球化出现倒退，实施贸易和投资保护只会带来双输的格局，必将使本就复苏乏力的全球经济“雪上加霜”，绞杀全球经济复苏的引擎。在“逆全球化”困扰世界经济之际，各国应该同舟共济，审慎、克制、规范地使用贸易救济措施，通过各种对话磋商机制共同维护自由、开放、公正的国际贸易和投资环境，从而实现互利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