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G20峰会，中国提出的“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与中国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目标相统一。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应积极推动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关系，不断提高我国G20峰会等国际与区域组织中的地位；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中国作为东道国，在G20治理平台更多地承担“领导者”角色，引领下一代G20议题设置，加强大国间协调，必将深刻地影响全球经济治理模式，中国作为全球经济治理方向制定者的角色将会日益凸显。

尽管G20给出的建议和思路也只能起到阶段性的市场促进作用。但相比G7峰会重启小圈子并且不断混搭争议性的政治议题，G20峰会的主题从未失焦过。而且作为危机前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G7峰会已被证明为无效机制。G20时代的全球经济治理，虽未能让全球市场走出危途，但其存在对全球市场确乎发挥了引领作用。因而，不管G7成员承认与否，G7的全球经济治理功能已经让位于G20。

今年美国大选不管谁最终获胜，新总统上台第一年多是以国内政策为主，第二年才将注意力转向外交。这是留给中国安排亚洲合作的好时机。我们不必等待大选胜者上台前后态度会有什么转变，而应充分立足于大选给美国外交政策带来的变数。目前，中国在亚洲事务中的主动性、亲和力在上升，亚洲国家认真跟中国谈合作的氛围形成，一些国家因身处TPP中而不顾及RCEP的态度淡去，我们应抓住中美在亚洲影响力此消彼长的时机，推动RCEP和亚洲合作伙伴关系的形成。等到2017年，一个已经安排好的亚洲对美国重视RCEP形成压力，未来亚太合作需要在RCEP和TPP基础上，推进这两个机制的融合，从而推动一个更大的自贸区，也就是亚太自贸区(FTAAP)的形成。

G20杭州峰将成为中国引领和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转折点。作为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新兴大国，中国需要伊斯兰大国对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变革努力和顺利举办G20峰会的支持。今年9月，多个伊斯兰大国将齐聚中国共商全球经济治理大计。因此，中国可考虑借助主办G20杭州峰会的机遇，联合“一带一路”沿线伊斯兰大国召开高级别会议，就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参与沿线地区经济治理和全球经济治理进行协商，也许这可以成为探索全球经济治理合作新机制的重要契机。

不加息，面临着来自日本和欧洲负利率的压力倒逼；加息，则焦虑引发全球市场的连锁反应。美联储加息的两难处境，只有耶伦感同身受。更吊诡的是，当特朗普都想在美联储身上去捞政治资本时，美联储不仅仅面临着“全球央行”的重荷，而且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政治滋扰。起码目前观之，美联储目前还没有走出加息或不加息的困扰中。似乎，耶伦也没有更多的办法去破解非此即彼的政策迷局。

面对国际经济新形势，中国应联合金砖国家提出国际金融机构立即着手下一轮的改革方案的讨论，争取2017年达成协议，2018年实施新的股权份额。进一步提高金砖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所占股权份额，以便在世界金融改革与管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使中国在这两个金融机构中的股权份额都位居第二位，与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基本一致。此外，世贸管理体制应进行改革，可在世贸组织框架内设国际贸易理事会。原则是，由占世界贸易额1%以上国家组成的常设的理事会。有重大的世界贸易问题先在世贸组织贸易国际贸易理事会理事国中讨论，基本达成协议后再征求其余134个成员国的意见，进行修改和补充。这样的体制将大大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和协议的达成，才能激发世贸组织的活力，服务和管理世界贸易，促进和拉动世界经济的增长。

TPP协议国企条款的所有制歧视，与我们自我批评的、并且正在努力消除的对非国有企业的歧视不同，它实际一定程度上是对国有企业的歧视，并形成了对国有企业的竞争限制。在未来，如果我们进行TPP谈判，正视并适当吸收、引用“竞争中立”概念，既有助于我们在价值观、话语权等方面争夺有利地位，也有利于我们争取可能的豁免或例外待遇。另外，由于TPP协议主要针对国有企业进行规制，如果我们能切实贯彻“以管资本为主”和“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改革思路，更多地强调国有资本、更好地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那么来自TPP协议国企条款的压力很大程度上就被化解于无形了。

当前，在相较于以WTO为核心的国际贸易体制和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核心的国际金融体制，国际投资领域迄今为止还未达成一个全面的、综合性的并具有约束力的多边投资协定。鉴于上述情况，当前国际社会各方广泛认同，有必要对国际投资协定网络和争端解决制度两方面进行改革，但对于如何改革很多国家持观望态度。由于各国所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投资规模不同，对国际投资体系的诉求仍存在很大分歧，因此短期内达成全球层面统一的多边投资协定动力不足。在上述背景下，中国提出G20成员“在自愿基础上共同探索制订非约束性的全球投资指导原则或框架”倡议，有助于弥补当前国际投资治理领域缺乏全球性政策指引这一空白，也可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

“安倍经济学”的目标，是以QQE的政策模式，改变日本经济长期迟滞紧缩的困局，利用全球危机的“弯道”，实现日本经济的“超车”。“安倍经济学”初期收到了一定的刺激效果，但现在看，“安倍经济学”虽然难言失败和破产，但效果并不乐观。此外美联储三轮三轮QE迎来的经济复苏，并没有让美联储有足够信心实现货币政策的正常化。日本和欧洲央行的竞争性货币宽松政策，既是美联储QE的副产品，也在后危机时代引发了全球汇市的紊乱，从而产生货币战的风险。全球经济新平庸时代，货币战或者汇率战只会导致多败俱伤。全球汇市需要构筑有约束性的风险管控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