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地区，美国主导的TPP和东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形成了交叉重叠之势，涵盖亚太区域的亚太自贸区（FTAAP）也提上日程。上述三大自贸区，既存在着地缘经济主导权之争，也深度利益攸关。但只有中日韩FTA建成，亚太区域的地缘经济之争才能化解，中日韩FTA才能起到在各自贸区的润滑串联作用。美国主导的TPP没有中韩，RCEP又少了美国，FTAAP还是远景...中日韩FTA谈成建设，则盘活了整个亚太地区的贸易一体化。因而，中日韩FTA建成，东亚和亚太区域才能实现真正的经贸一体化。否则，区域内的各自贸区不仅呈条块分割，而且会从地缘经济之争演化为地缘政治之争。正因为如此，专家们将中日韩FTA被视为RCEP的“3辆大车”。

为什么亚洲国家能够在全球化中获益，同时还获得国内政治的持续支持，而富有的西方国家却深陷国内政治反弹的泥潭无法自拔呢？答案或许在于，亚洲政府在不断加大投入，提升其国民的竞争力（教育和医疗等），为迎接全球投资带来的高薪工作做好了准备。同时加大对基础设施的公共投资，以持续吸引外资。由于提升其国民经济力和基础设施建设而带来的财政赤字也由于工人由此获得的高薪工作而消化，政府的这一行为被其国民认为是非常值得的，受到了其国民的拥护。

从地理位置上，伦敦获益于亚洲和美国之间的时区，在全球金融市场交易中，往往起到承上启下，无缝对接的作用。而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伦敦金融板块的影响力更在快速提升。脱离欧盟非但不会影响伦敦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或许还会因脱离了欧盟的直接掣肘，使伦敦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进一步加强；反倒是对欧盟来说，绝对是利空，这将使得欧元区进一步陷入困境，甚而增高散伙的概率。

近几年来因世界经济不景气和贸易萎缩，使蒙古经济发展受到重创，经济增长迅速减速。但随着世界经济和贸易的恢复和调整，1~2年后世界经济与贸易将实现恢复和增长，蒙古经济也将走出增长放慢时期，而实现中速以上的经济增长。中蒙两国经贸合作前景十分广阔。2014年6月，习近平主席提出，2020年两国贸易额要达到100亿美元目标。随着世界经济与贸易形势好转，中蒙两国友好往来的增加、特别是双方经贸合作的进一步深化，两国可能提前1~2年实现贸易额100亿美元目标。

目前日本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只有0.4%，而在经济增长持续低迷之际。安倍政府又自以为与美国有特殊的同盟关系，狐假虎威地不断挑起与中国、韩国等近邻国家的领土纠纷，在东亚地区已经陷入孤立。但在美国的纵容之下，安倍政权在通过了集体自卫权法案后，接下来还要修改日本的和平宪法，安倍政府的倒行逆施已经激起周边国家、地区人民、特别是广大日本民众的强烈反对。现在安倍政府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安倍政府任期内日本经济将持续低迷、中日经贸合作日趋萎缩之势也将难以改变。

欧元区经济复苏乏力、失业率高企、通货紧缩等问题是欧元区经济政治体制的内在矛盾冲突长期积累与不断激化的产物，包括负利率政策在内的应急性经济刺激政策治标不治本，难以产生积极疗效。除非欧洲对政策理论基础和体制机制进行深刻而重大的调整变革，否则欧元区经济很难走出困境。

可以预见，未来英国在国际政治和地缘政治上会更依赖于美国。“脱欧”也会给欧盟内部的经济再分工带来新的可能。伦敦的地位将被法兰克福和巴黎逐渐取代，德国金融业将因此而获得更大的成长空间。从经济角度看，欧洲不稳，则国际金融资本将更多地流入美国，这会使美元更为坚挺，有利于美国进口和国内福利水平提高；欧盟经济整体竞争力下滑，则美国实体经济将在国际分工中渔翁得利。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欧洲是平衡国际政治利益关系的重要力量。欧盟动荡，则此消彼长，美国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将变得更加稳固。这既不利于世界多极化，也会给中国开展多边平衡外交、和平外交带来负面影响。在这种格局下，中国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就显得更具重要性和迫切性。

中国是亚洲国家，同其周边国家贸易额已超过与欧洲、美国的贸易额总额，因而我对外经贸战略基点似应放在亚洲、立足于周边，辐射“一带一路”，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网络，推动对外出口及对外投资的新发展。不管“3T”战略最终是成功抑或失败，我对对外经济战略布局无需改变。

中美关系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可能需要准备好应对中美经济关系的局部恶化。如果希拉里当选，安全问题会在中美关系中变得更加突出；如果特朗普当选，贸易问题很可能会成为矛盾焦点。特朗普当选之后最大的风险在于，美国的政策会变得更加不确定，而这种不确定易于引发误读和冲突。中美之间的互信程度正在下降。处理中美关系应该更多地采用危机管理的思路，放过小的摩擦，集中防范重大的潜在冲突，增加双方行为的可预测性，并对双方利益、立场的分歧有更为客观、清醒的认识。

纵观2016年G20贸易和投资新议题，从当前的发展看，两个方面的进展和成果较为突出：一是在制定全球贸易增长战略上，多数国家对于议题较为支持和重视；二是在制定全球投资政策指导原则上，已经制定了初步的指导原则并得到不少国家的支持。2016年中国在G20全球贸易和投资治理上的主导作用有目共睹，应该以此为契机，增强中国在全球贸易和投资治理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