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TPP还是RCEP，最终目的还是要实现FTAAP。但是TPP是由美国主导的，如果能够吸引越来越多的亚太经济体加入，则事实上大家都认可了美国主导的这一亚太经济一体化路径。如果中国加入，则理所当然地也认可了这一路径，而且在谈判中不具优势。因此，对于中国来讲，目前的现实选择是积极推动RCEP的早日达成。只有RCEP达成，未来才有可能采取RCEP和TPP对接的方式来实现亚太经济一体化。很显然，此时有利于中国在谈判中增强自身的优势。

人民币“入篮”以后，新的挑战和考验也会接踵而来，无疑这将倒逼中国进一步加快对外开放步伐，进一步放宽外资进入金融领域的限制。否则，就有可能遭到来自于外部的强大压力；就内部来看，在人民币“入篮”后，除满足“入篮”需要的方面之外，很多基础工作也需要加强。特别是资本和金融账户的开放方面，如果不按照“入篮”要求做好各项基础工作，就有可能直接影响“入篮”后的实际效果，使中国想要在国际货币市场发挥更大作用面临更多困难。

人民币纳入SDR是2009年中国拉开人民币国际化大幕以来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对于中国的货币崛起既具有政治上的象征性作用，也具有技术上的实质性帮助。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正如加入世贸组织并不必然保证中国成为贸易大国一样——中国的贸易崛起从根本上还取决于中国利用了入世的契机成功地发挥了自身的比较优势，人民币加入SDR并不必然保证人民币国际化的成功，人民币最终需要接受市场的检验，而这取决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前景、政治稳定程度和货币政策的可信性等多种因素。

中日两国均进入高龄化社会，老年人护理、医疗、养老已经成为社会广泛关心的问题。新安倍经济学中的三支箭，就有一支箭是社会保障“护理零离职”。日本每年有大约10万人因为护理家庭成员而离开工作岗位。日本社会本来就因为人口老龄化，劳动力不足，每年十万人离职对日本经济更是雪上加霜。中国方面的护理、医疗及养老问题也不少，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讨、加强合作。

近年来，日本企业对华投资呈现如下几个特点：（1）日本在华企业裁员增加。（2）日本企业对北京投资确实有所放缓、处于观望的企业不少。原因是，据说北京首都机能要发生变化，某些机构要搬迁天津、河北地区。日本企业对北京的投资项目目前无法落实，要观察趋势变化，再决定是否投资。（3）对零售服务业投资增加。

世界经济的主引擎依然是中美欧日等主要经济体，四大经济体要么改革转型要么复苏强劲。更要者，危机以来，主要经济体以货币政策宽松为主导的单一经济治理，正在转向多边贸易合作。这有助于全球经济从“新平庸”实现全面复苏。

中日是一衣带水的近邻。双方要在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基础上，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牢牢把握中日关系的大方向，妥善处理历史等敏感问题，切实管控好分歧，推动中日关系向着改善的方向发展，为两国开展互利合作提供长期稳定的市场预期。日本经济界一直是中日友好合作关系的倡导者、维护者和促进者，希望今后继续积极发声，支持中日关系民合作向前发展。

TPP从规则层面给中国带来的压力和挑战，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化压力为动力，加速推进新一轮的改革开放。“一带一路”的空间跨度非常大，中国需要重视“一带一路”这一重要平台的作用。“一带一路”的未来不一定朝着自贸区发展，但对部分符合条件的地区可以和各国协商建立自贸区。通过对“一带一路”的推进，可以带动出口、投资的增加，能在一定程度上平衡TTP带来的负面影响。TPP是一把双刃剑，关键在于中国如何积极出牌。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和更多的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中国采取超越零和博弈的战略，正以“开放合作、不对抗”的“得道多助”者姿态，赢得越来越多国家的支持。相信TPP负面的作用就越小，正面的作用就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