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在国际反避税舞台上发挥了积极作用。2013年中国加入了《多边税收征管互助公约》国际公约，同时，积极参与G20国际税收规则制定，全程深入参与BEPS所有行动计划，提出“利润应在经济活动发生地和价值创造地征税”的总原则并为G20所接受，为书写新的国际税收规则体系做出了积极贡献。中国是2016年G20的主席国。在今年已经召开的两次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中国都把加强国际税收合作作为一项重要议题。相信，在G20全体成员国的共同努力下，跨国避税会受到严厉遏制，从而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做出贡献。

倒逼效果的存在，对于中国、美国以及全球都是有益的。中国和美国都是世界大国，很难有其他国家能够真正对他们的经济政策进行有力的“制衡”。但是由于中美“经济轨”对话的存在，中美之间有了足够的制衡，使得中美各自制定的政策，除了要考虑本国的利益之外，还必须考虑对对方的影响。对于中美任何一方而言，另一个国家所扮演的外在制衡者、监督者和推动者的角色，使得本国经济能够避免走向封闭和保守，走向包容和开放。这促成中美两国越来越成为负责任的大国，也保障了全球化能够继续前行。

韩国政府为了适应中韩两国经贸合作快速发展以及中国市场需求的变化，于去年夏季在青岛市内首次设立了国外食品物流中心。设立这个食品物流中心的目的就是扩大韩国食品对中国的出口。今后韩国将积极加大韩国食品在中国市场上的宣传与销售力度。

作为当代全球治理重要组成部分的G20，目前处于一个关键时刻。一方面，国际社会普遍对其仍然充满期待，希望G20能够重拾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的合作精神，协力扭转当下全球经济的下滑趋势。另一方面，由于G20成员内部的分化，以及缺乏一个强有力，并凝聚各方力量的共同“痛点”，使得近期质疑G20合法性的声音逐渐升温。与此同时，2015年9月通过的《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作为目前人类社会发展最重要的文件，为世界各国未来15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在此背景下，G20如何助力实现可持续发展议程值得期待。

今年G20峰会，中国提出的“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与中国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目标相统一。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应积极推动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关系，不断提高我国G20峰会等国际与区域组织中的地位；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中国作为东道国，在G20治理平台更多地承担“领导者”角色，引领下一代G20议题设置，加强大国间协调，必将深刻地影响全球经济治理模式，中国作为全球经济治理方向制定者的角色将会日益凸显。

尽管G20给出的建议和思路也只能起到阶段性的市场促进作用。但相比G7峰会重启小圈子并且不断混搭争议性的政治议题，G20峰会的主题从未失焦过。而且作为危机前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G7峰会已被证明为无效机制。G20时代的全球经济治理，虽未能让全球市场走出危途，但其存在对全球市场确乎发挥了引领作用。因而，不管G7成员承认与否，G7的全球经济治理功能已经让位于G20。

今年美国大选不管谁最终获胜，新总统上台第一年多是以国内政策为主，第二年才将注意力转向外交。这是留给中国安排亚洲合作的好时机。我们不必等待大选胜者上台前后态度会有什么转变，而应充分立足于大选给美国外交政策带来的变数。目前，中国在亚洲事务中的主动性、亲和力在上升，亚洲国家认真跟中国谈合作的氛围形成，一些国家因身处TPP中而不顾及RCEP的态度淡去，我们应抓住中美在亚洲影响力此消彼长的时机，推动RCEP和亚洲合作伙伴关系的形成。等到2017年，一个已经安排好的亚洲对美国重视RCEP形成压力，未来亚太合作需要在RCEP和TPP基础上，推进这两个机制的融合，从而推动一个更大的自贸区，也就是亚太自贸区(FTAAP)的形成。

G20杭州峰将成为中国引领和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转折点。作为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新兴大国，中国需要伊斯兰大国对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变革努力和顺利举办G20峰会的支持。今年9月，多个伊斯兰大国将齐聚中国共商全球经济治理大计。因此，中国可考虑借助主办G20杭州峰会的机遇，联合“一带一路”沿线伊斯兰大国召开高级别会议，就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参与沿线地区经济治理和全球经济治理进行协商，也许这可以成为探索全球经济治理合作新机制的重要契机。

不加息，面临着来自日本和欧洲负利率的压力倒逼；加息，则焦虑引发全球市场的连锁反应。美联储加息的两难处境，只有耶伦感同身受。更吊诡的是，当特朗普都想在美联储身上去捞政治资本时，美联储不仅仅面临着“全球央行”的重荷，而且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政治滋扰。起码目前观之，美联储目前还没有走出加息或不加息的困扰中。似乎，耶伦也没有更多的办法去破解非此即彼的政策迷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