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仍面临下行压力。具体表现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已经基本度过，但金融隐患和风险仍然很大。长期以来，世界贸易增长率明显高于世界经济增长率，但近两年来世界贸易增速明显放慢。气候变化的影响是无国界的，气候异常导致自然灾害频发，需要各国加强合作、共同应对。地缘政治危机已经给一些国家带来巨大灾难，成为影响地区乃至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收入差距过大影响政局和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

美联储货币政策变化的路径是三步走：结朿资产购买计划、释放加息预期、步入加息通道。美联储主席耶伦表示伴隨经济数据变化，年内加息是大概率的亊件。我国如何应对美联储货币政策变化产生的溢出效应，是我们不能不重视的急迫大亊。

尽管TPP通常被视为贸易协议，但其意义绝不仅限于贸易方面。如果最终达成，其许多条款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海外直接投资。由此促进的FDI扩张将会对美国的消费者、企业和工人带来诸多重要的利益。海外直接投资的全球化将会增强和改善美国国内经济的就业基础。当然，在全球扩张过程中，一些就业会丧失，同时另一些就业会被创造出来。但净效应很明显是正的，这在高附加值的、研发密集型经济部门表现尤为明显。如果国会关心美国国内高质量就业的创造效应，那么他们就应该支持TPA和TPP。

美联储实施的QE起到了逐渐扭转美国经济颓势的作用，成为他国央行实施宽松货币政策的依据。在美联储结朿QE之后，欧洲央行推出“欧版QE”，日本央行则维持量与质的量化宽松政策(QQE)。但美联储实施的宽松货币政策是否具有“可复制性”一直成为有争议的问题。QE是有条件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对存在降息空间及通胀可控的国家而言，则不宜采取非常规的货币政策，仍可使用常规货币工具。中国“降准与降息”不同于美日欧非常规的量化宽松，不可称之为“中国版的QE”。

TPP和TTIP的好处可能是积极的，但程度有限。但是这其中存在风险。必须避免用它们替代世界贸易组织、或把中国推向贸易政策制定边缘的企图。它们不得被用于推行破坏性的法规或是颠覆正当法规。必须谨慎行事。把手伸得过长可能会适得其反，甚至不利于全球贸易自由化事业。

2015年全球经济与2014年基本持平，与此同时，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之间以及新兴经济体内部增长分化，欧洲和印度的经济好转被一些新兴经济体的增长下滑所抵消。而且美联储收缩货币政策、美元大幅走强，给新兴经济体带来种种挑战，包括金融风险的压力和资本外逃的压力。20世纪90年代末的新兴市场危机“有重演的危险”。在此形势下，近期中国推出的一系列重大对外经济战略，将成为稳定新兴经济体经济金融形势的“锚”，将加强新兴经济体之间的货币金融合作，在当前乃至今后变幻莫测的国际金融形势下发挥重大作用，有利于维护新兴经济体的平稳增长和金融稳定，并推动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再平衡”，促使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平、合理、稳定的方向发展。

当今全球面临剧烈演变和冲突动荡危险的根本原因，在于全球两极分化导致的资本积累体系和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重塑。资本积累的规律及其内在矛盾，决定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发展与演变。完善促进共同富裕、社会和谐的公有资本积累体制，以应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把公有制经济与市场经济对接，开创了一条崭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建构全新的国际关系新机制，促进互联互通、互利共赢，维护世界和平和发展稳定。

IMF总裁拉加德认为脆弱、参差不齐，受到诸多风险的困扰，世界经济“可能会经历一个长期低于平均增长水平的时代”，即“新平庸时代”。但“后金融危机”以来，在重重风险与挑战笼罩下，世界经济仍以年均増长3%的速率向前发展，而且经济运行较为平稳，沒有出现“二次探底或衰退”，今明两年全球经济表现将略胜过前几年。本文较长将分上中下三篇刊出：上篇“后金融危机”时期，世界经济并非“－片灰色”；中篇全球经济不乏亮点；下篇世界经济回归常态发展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