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日，美国政府宣布实施所谓的“对等关税”政策，对贸易伙伴设立10%的“最低基准关税”，并对某些贸易伙伴征收更高关税，其中，中韩分别被加征34%和25%的关税。

4月10日，特朗普又突然宣布对中国累计加征125%的关税，同时给其他贸易伙伴90天免征“对等关税”的宽限期。美国的这一政策加剧了全球供应链的动荡，却也为中韩两国深化经贸合作提供了新的契机。

美国“对等关税”的冲击：中韩经济的共同挑战

韩国面临产业链与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双重压力。韩国的汽车、半导体、电子等核心产业高度依赖对美出口。美国加征25%的关税后，韩国对美出口成本大幅上升。据估算，若关税长期维持，韩国2025年出口增速可能下降5%-8%，汽车行业首当其冲。

此外，美国对“贸易中转站”（如越南、墨西哥）的封锁政策，进一步限制了韩国通过第三国规避关税的路径。韩国代总统韩德洙日前紧急召开经济安全会议，提出为受影响行业制定扶持政策，但单边应对措施效果显然有限。韩国需在短期内稳定金融市场，长期则需调整出口结构。

中国需应对出口韧性与产业链升级的考验。中国面临的关税压力更为严峻，因为美国对华累计关税税率已达145%。这样下去，2025年中国出口可能出现较大幅度下滑。但与韩国不同，中国对美出口依赖度已降至15%以下，且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和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实现了市场多元化。

中国制造业的全产业链优势与“新三样”（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的技术升级，为应对外部挑战构筑了缓冲空间。然而，美国对东亚产业链的针对性打击仍在威胁中韩共同利益。例如，中国需从韩国进口高端芯片，而韩国依赖中国的稀土等原材料。关税战若持续，可能破坏区域供应链的稳定性。

中韩合作的基础：经济互补性与区域一体化

供应链合作需求迫切。2025年3月30日，中日韩经贸部长会议在韩国举行，三方明确将加强半导体等关键领域的供应链合作，并加快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

尽管中韩两国技术竞争日益激烈，但在产业链上仍高度互补。韩国擅长半导体制造、高端电子元件、化工产品，而中国拥有稀土资源、中端零部件、消费市场。通过建立“供应链安全对话机制”，两国可共同抵御外部风险。例如，中国可扩大自韩芯片进口，韩国则可减少对美原材料依赖。

中韩自贸协定存在拓展空间。中韩自贸协定自2015年生效以来，已削减90%以上商品关税，但第二阶段谈判仍待突破。若能在数字经济、绿色能源、跨境电商等领域达成新共识，两国贸易额有望进一步增长。例如，韩国可借助中国跨境电商平台扩大消费品出口，中国则可引入韩国尖端技术提升制造业水平。

区域多边机制发挥协同作用。中日韩自贸协定与RCEP的叠加效应，可为两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准入。例如，RCEP框架下的原产地累积规则，允许中韩企业利用区域内中间品降低成本，从而对冲美国关税影响。韩国副总理崔相穆9日主持召开经济领域部长会议暨强化产业竞争力部长会议时强调，将加快讨论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

应对策略：从短期应急到长期转型

短期：联合反制与政策协调。一是关税反制与WTO（世界贸易组织）诉讼。中韩可联合欧盟等经济体，通过WTO争端解决机制挑战美国单边主义，同时实施对等反制措施，如中国对美加征同等关税。二是金融稳定措施。韩国需防范资本外流与汇率波动，必要时启动外汇市场干预机制，如中韩可以扩大货币互换规模。

中期：产业链重组与市场多元化。一是共建区域供应链枢纽。中韩可在山东、辽宁等沿海地区合作建设产业园，集中生产高附加值产品，利用中欧班列开拓欧洲市场。二是拓展第三方市场。通过“一带一路”与东盟合作，减少对美依赖。例如，韩国企业可与中国合作投资东南亚新能源项目。

长期：技术创新与制度型开放。一是联合研发关键技术。在半导体、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设立中韩联合实验室，突破技术壁垒。二是推动制度型开放。简化海关程序、统一技术标准，实现“边境后规则”一体化。

挑战与展望：合作需跨越的障碍

韩国因地缘政治与安全顾虑难以突破美国牵制。韩国在军事与外交上仍受制于美国同盟体系，可能被迫在技术出口管制等领域对华设限，如半导体技术合作可能因美国施压而受阻。韩德洙日前在接受美媒采访时称，不会联合中国对抗美国“对等关税”。

中韩两国内部利益协调面临阻力。韩国农业与服务业对进一步开放市场存在抵触，而中国需平衡国企改革与外资准入问题，同时也面临开放服务业的压力。

全球化不确定性影响合作韧性。若美国金融市场动荡，或经济陷入滞胀，其关税政策或转向缓和，但中韩仍需为最坏情况做准备，不受一时一事的干扰。

总之，美国的“对等关税”政策既是危机，也是中韩深化合作的契机。两国需以供应链安全为纽带，以自贸协定为框架，构建更具韧性的经济伙伴关系。对于韩国而言，疏远中国的代价远高于短期妥协；而中国也需展现更大诚意，通过开放市场与技术共享赢得信任。唯有如此，中韩才能在全球贸易战的浪潮中站稳脚跟，共同书写东亚经济的新篇章。

（作者为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朝鲜半岛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上海市朝鲜半岛研究会副会长，文章转自“聚焦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