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第一任期相比，特朗普新政府的关税政策呈现更加激进的态势，折射出其贸易政策逻辑从所谓的“公平贸易”向“绝对优先”转向，“公平贸易”服务于“绝对优先”目标。这一转向意味着，特朗普看待不同经济体，只有是否和美国实现“公平贸易”之分，不存在盟友之分。特朗普新政府对不同经济体实施的无差别关税打击，存在引发全球关税战的较大风险。

特朗普2.0贸易政策的四大特征

相较于1.0时代，特朗普2.0时代的贸易政策具有行动更快、范围更广、系统谋划、法理转变等四大特征。

第一，行动更快。在第一任期，特朗普对贸易政策的调整较为谨慎。2018年3月，特朗普推出首轮对华关税措施，这距离其上任已经14个月。这种缓行施策是特朗普政府基于国际与国内因素的综合考量。当时，美国国内政治生态复杂，不同政治派别、产业集团的利益诉求千差万别，美国两党之间、甚至在共和党内部难以就此达成一致意见；国际上，在全球经济深度依存的背景下，美国既要遵循国际规则，又要维护与盟友的合作关系。鉴于贸易政策调整可能冲击全球经济复苏的脆弱根基，威胁金融市场稳定，特朗普不敢贸然行事。

但在第二任期，特朗普对贸易政策的调整非常迅速。1月20日特朗普宣誓就职，2月1日便签署行政令，规定对加拿大和墨西哥进口商品加征25%关税；从2月4日开始，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10%关税。2月10日，特朗普再次签署文件，宣布对所有美国进口钢铝产品征收25%的关税，这一行政命令已于3月12日生效。2月18日，特朗普还声称将对芯片、汽车、药品等产品征收关税，对汽车征收的25%的关税已于4月2日公布，并于4月3日生效。这种快速调整反映出特朗普团队试图短时间内重塑美国贸易优势，改变美国在国际贸易格局中的地位。

第二，范围更广。特朗普1.0时期的贸易政策虽涉及多国，但重点针对中国。彼时美国试图通过对大量中国商品加征关税，扭转对华贸易逆差；对其他国家的贸易政策则相对温和，加征关税仅局限于少数关键产业与商品，规模有限。

相较之下，特朗普2.0“关税大棒”的打击范围呈三重扩展。地理维度上，特朗普不仅继续向中国施压，还将矛头指向众多盟友国家，取消他们在钢铝等关税上的豁免权，并向欧盟、日本、韩国等盟友征收高额的“对等关税”；产业维度上，扩大加征关税的产业领域，除汽车外，还考虑对芯片和药品加征关税；政策工具上，取消“800美元以下小包裹免税”政策，这将直接冲击占全球跨境电商75%份额的中国速卖通、SHEIN等平台。

第三，系统谋划。特朗普首个任期的贸易政策以总统行动议程为主，是应对贸易失衡、产业冲击的临时举措，随意性强，呈碎片化，缺乏系统性与前瞻性，难以形成连贯政策合力。

在第二任期，特朗普的贸易政策迎来根本变革。特朗普于就职当日就发布了《美国优先贸易政策》备忘录，标志着其贸易政策从第一任期的应激性决策向第二任期的系统性战略规划转变。该纲领性文件明确提出通过关税调整来保护关键产业，提升本土产业竞争力。在贸易协定谈判上，该文件称将基于国家利益深度研判，从多维度重塑贸易协定，助力经济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在推动制造业回流上，该文件提出了具体实施路径：运用多种手段营造良好环境，吸引要素集聚。这些政策调整提升了特朗普贸易政策连贯性与可操作性，实现了从无序短期应对到有序长期布局的转型。

第四，法理转变。在特朗普1.0时期，美国贸易政策主要依赖《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在彼时的国际经济环境下，美国在推行贸易措施时，仍试图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维持表面的合法性，时任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为寻找对中国加征关税的依据绞尽了脑汁。第301条赋予美国政府针对被认定为存在“不公平贸易”行为的国家，采取单边贸易制裁措施的权力。不过，这一制裁行动需在国际规则的边界内寻求合理性。

但本届政府的做法出现了颠覆性转变。特朗普直接援引《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将关税与芬太尼危机、南部边境墙建设等非贸易议题强行捆绑。这种做法本质上是将贸易政策当作实现其他政治和社会目标的手段。通过法理重构，美国的行政机构被赋予了近乎无限的贸易制裁权，突破了国际贸易规则的边界。根据美国国会研究处报告，总统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能够冻结资产、限制交易，甚至切断美元清算，这些手段的威慑力远超传统关税工具。

逻辑转变：从“公平贸易”到“绝对优先”

综上可以看出，特朗普的贸易政策已从1.0时期“在既有体系内争夺利益”，升级为2.0时期“用关税武器重构全球化规则”，其本质是“美国优先”理念在贸易领域的极端化演绎，以关税等对外政策服务于国内目标。

特朗普1.0贸易政策有明确的试图调整市场规则、解决贸易失衡的意图。但经过几年的调整，美国贸易逆差不降反升。2024年前11个月，美国贸易逆差来源排前四位的国家和地区分别为：中国（2674亿美元）、欧盟（2136亿美元）、墨西哥（1562亿美元）、越南（1116亿美元）。为了改变上述现状，特朗普重新执政后，在延续1.0时期孤立主义、保护主义的“美国优先”理念的基础上，不再把加征关税的目的局限于单纯的贸易平衡和产业保护，而是将其作为实现地缘政治、经济主权等多重战略目标的工具。

一是将关税与毒品、非法移民问题捆绑。不同于过去以“不公平贸易”和“知识产权盗窃”为借口，特朗普新一轮对中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加征关税的理由，还加入了打击芬太尼走私、抑制非法移民等政治因素。这使得在特朗普2.0时期，关税政策从单纯的经济调控手段逐渐演变为一种综合性的政治博弈策略。

二是保护美国产业，推动制造业回流。特朗普重返白宫后不到半月，就取消部分贸易伙伴的钢铝免税配额和豁免，宣布对所有美国进口钢铝产品征收25%的关税；4月2日，特朗普又宣布对进口汽车加征25%的关税，旨在为美国本土钢铝和汽车产业发展创造契机。“对等关税”政策要求其他国家对美国征收多少关税，美国也相应地对它们征收多少关税。这一强硬的贸易制衡手段，意在使美国在贸易谈判中占据主动地位，迫使贸易伙伴在关税问题上做出让步，从而有效保护美国国内产业，推动制造业回流。

总之，特朗普新政府试图跳出既有的国际经贸框架，不再遵行世界贸易组织制定的贸易规则，而是将关税作为推行“美国优先”的贸易规则的强制性手段。这种“规则关税化”的趋势，本质上是在构建一个由美国主导的平行贸易体系，从而使美国能够摆脱国际多边贸易规则的束缚，按照自身意愿重新塑造全球贸易格局，进一步巩固它在全球经济领域的霸权地位。

全面贸易对抗态势愈发明显

特朗普2.0的关税政策一旦全面实施，其无差别的关税打击将引发其他经济体不同程度的反制，进而引发全球范围关税战。特朗普2.0的关税逻辑，核心在于以“美国优先”为导向，通过关税手段重塑美国在全球贸易格局中的绝对优势地位。这种基于绝对利益考量的“美国优先”关税体系，是对国际贸易组织非歧视原则的全面背离，加拿大、墨西哥、欧盟等国家和地区均表示要采取措施进行反制。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后，中国立即出台了反制措施，并就美国的关税措施向世贸组织提起了上诉。

与此同时，全球经济秩序也将因此经历深度重构。美国的单边主义关税政策严重破坏了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对全球供应链造成冲击，阻碍全球经济复苏。在特朗普2.0关税政策下，以往建立在比较优势和自由贸易基础上的国际分工与合作模式被打乱，各国为应对美国的关税政策，将纷纷调整贸易策略，寻求新的贸易伙伴和市场。新兴经济体之间将加强合作，如金砖国家之间贸易往来将更加紧密，或通过构建新的贸易机制和合作平台，减少对美国主导的贸易体系的依赖。各国也将加快推进区域贸易协定谈判与签署，构建新的贸易网络，以规避美国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政策带来的风险。全球贸易格局将朝着多元化、碎片化方向发展。

特朗普2.0的关税政策是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化进程遭遇的最严峻挑战。这场以“美国优先”为名的贸易战争，本质是经济规则武器化、安全议题泛化的战略冒险。特朗普通过《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将关税与毒品、移民等非传统议题捆绑，正构建起以美国“绝对优先”为引领的贸易政策体系。无论该体系是否能够成功，其引发的“寒蝉效应”将导致全球贸易成本指数级攀升。历史警示从未如此清晰：1930年代美国引发的关税战曾使全球贸易腰斩，而如今数字时代由关税战导致的供应链裂变可能释放更强烈的破坏性能量。莱特希泽曾出版一本著作《没有贸易是自由的》（No Trade is Free，又译作《没有自由贸易那回事》），为贸易保护主义进行辩护。面对“来势汹汹”的特朗普2.0时代，各国需要凝聚“没有国家是优先的”共识，以共同抵制可能到来的“关税风暴”。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文章转自世界知识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