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于巴厘岛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G20）强烈呼吁：值此全球经济关键时刻，G20要通过国际宏观政策合作与务实协作来应对共同挑战。而身为G20主要成员的一些西方大国，却在重大经济政策上各行其是甚至以邻为壑，远未做到“合作与务实协作”，以致引发经贸冲突，并对各自和全球经济复苏造成严重损害。

欧盟去年底推出的“全球门户”战略聚焦同发展中国家的互联互通合作，但这一战略将“民主价值观”同基础设施建设绑定，强推欧盟理念和标准，忽视东道国接受能力，再加上欧盟内部对该战略态度不统一，导致战略推进困难。欧盟应探索与“一带一路”倡议的互补性，其互联互通合作应摒弃基于价值观的阵营对抗逻辑。

“一超多强”而非“一超独大”是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方向。随着新兴经济体主权货币国际化进程推进，多极化国际货币体系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制约美元的“过度特权”。同时，国际替代性贸易结算体系的建立，也在世界各极力量对比格局中壮大了抗衡美元霸权的力量，为促进国际货币体系朝着多极化方向均衡发展铺平了道路。

自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大倡议以来，共建“一带一路”逐步由蓝图变为现实，取得累累硕果，不仅给沿线国家人民带来福祉，也推动世界向着繁荣与共、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不断前进。

在新冠疫情、乌克兰危机和各国财政货币政策等因素多重作用下，2022年世界经济快速走向滞胀。2023年，全球经济克服滞胀挑战的前景不容乐观。在全球经济滞胀困境背景下，一些经济社会问题将更加严重，必须予以关注。一是全球经济分化更加严重，二是全球治理问题更加严重，三是生活成本危机更加严重。

近年来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经贸合作全面深入发展，取得丰硕成果。日前召开的首届中阿峰会将为中阿合作带来新契机。为进一步推动面向未来的中阿高质量经贸合作，应加快共建中国-海合会自由贸易区，进一步优化贸易结构，拓展新兴领域投资，加强双边政策沟通协调，促进基础设施合作转型升级。

世界的一体化仍在加速，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中国拥有巨大的市场、生产网络等，这些都使得中国的经济有强大的韧性，进而吸引外资。一家企业搬离中国，会发现自己脱离了生产网络，生产成本明显增加。这都决定了“去中国化”不会发生。在习惯了全球化黄金时代的国际分工和资源配置后，全球化进入调整期，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将更多依赖于国内的科技创新。但创新一定要正视自己的历史与地理，一定要从自己的文化出发，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创新之路。从0到1的创新要做，从1到N的创新也一样要重视。

收购“推特”后，3.0版马斯克不仅涉足新能源、商业航天、社交媒体三大领域，更试图将三者相互连接，创立一个“星际商业帝国”。尽管其个人经历堪称“美国梦”典范，但随着他与美国国内诸多政治议题碰撞，他没有被美国政界接受。而且他正卷入越来越多的矛盾，可这些矛盾似乎并没有让他左右为难，反而放大了他对各方的价值。如今的马斯克已将创业版图从商业扩展到社会甚至地球之外，试图寻找一条既兼顾个人价值、又推动解决全球根本性问题的务实路线。代表着美国最有活力一股新势力的马斯克则想凭一己之力调动全球资源实现类似目标，也就成为美国和全球科技变革中的一个重要变量。

联合国相关机构数月之前即已发出警告，警示全球超过17亿人遭遇生活成本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近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更是直接定名为《应对生活成本危机》。可见生活成本危机越来越受到国际机构的高度关注。而更需重视的是，以往关注此类话题，似乎只是限于贫穷国家，而现在却已经扩大到富裕的欧美发达国家了。

美国采取巨额补贴的本质是推动实施国家主导的产业政策，这将使美国本土产业获得不对称优势，同时完善产业链，提振民众就业。而欧洲企业可能“身在欧洲心在美”，在巨大的补贴“诱惑”面前，欧洲制造业可能被掏空，政府为挽留企业或不得不配套更有吸引力的补贴，这可能使欧洲出现战略透支。同时，在《法案》构造的压力下，欧陆大国的矛盾会逐渐公开化。更重要的是《法案》的实施恐将对全球化的发展带来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