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中亚国家人民有着数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共同谱写了古丝绸之路贯通东西的壮美诗篇。同时，中亚地区战略地位重要，自然资源丰富。因此我们要做大做强“中国+中亚五国”会晤机制，携手应对风险挑战，协力维护地区和平、安全、稳定，继续加强互补互利合作，协调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共同繁荣富强。

韩国半导体出口骤减，预示着全球半导体生产过剩和存量竞争时代提前到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趋紧的贸易环境，韩国已在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和外交政策等方面采取实际举措，试图化解半导体产业面临的发展难题。

今天的世界又来到一个动荡期和变革期叠加的历史十字路口。全球治理面对更多新课题，需要新方案。这凸显出“亚洲时刻”的重大意义。面对当前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中出现的乱象，中国旗帜鲜明地提出两大主张：一是真正的多边主义；二是开放的区域主义。中国作为亚洲一员和东盟中心地位的坚定支持者，是柬埔寨、印尼和泰国主办峰会的最坚实后盾，将通过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亚洲时刻”，与各国共同发出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强音，共同为应对全球挑战作出亚洲贡献。

美国把中国看成世界上唯一有意愿有能力对美国构成挑战的竞争者，但是我们要表明，我们的目标不是打败美国，而是继续推进全球化，并且有能力有意愿来引领下一波全球化。所以美国搞“脱钩”的时候，我们坚决反“脱钩”。这不是一个“脱钩”的问题，而是世界秩序将会变成什么样的问题。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需要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更好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其他国家合作减少坏的国际公共产品。引领全球化并不仅仅是为了我们自己，而是为了整个世界。

随着世界地缘政治关系的深刻调整，非洲在重塑全球新平衡格局中的战略价值日益凸显。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以及俄罗斯、印度等新兴国家都在加大对非投入，呈现出竞争对抗大于合作互补的态势，中非合作面临挑战。中国应基于非洲自主发展与国际协调并重的发展战略，深化“中非+第三国、中非+国际多边组织”的对非合作模式，努力实现多方共赢。

未来十年可能是百年变局中最激烈，也是奠定百年变局基础的十年。这十年里最重要的是最近五年，世界经济的很多重大问题，包括理论、形态等都可能会发生颠覆性的变化。具体而言：经济全球化不会结束，结束的是以美西方为主体的传统全球化，新的世界的互联互通，将打开一个新型全球化。随着世界经济形态的变化，会颠覆很多经济学传统认知，同时一些新的经济理论会产生并受到重视。世界格局东升西降、南升北降的趋势将变为现实，同时可能还要发生去霸权化的进程。国际金融体系有可能重构。世界性的现代流通革命与世界性的发达国家集体退出的困扰，将长期共存。中美关系决定世界的前途命运。

当前全球通胀形势极不均衡。美国通胀率虽高，但得益于能源和粮食自给，可以通过收紧货币政策得到缓解。欧洲天然气严重依赖从俄罗斯进口，能源形势严峻，欧元区利率由负转正的过程将带来阵痛。中国通胀形势更加温和，政策措施灵活性较强。在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各国需加强协调合作，聚焦地缘政治紧张、气候变化、发展不均衡等根本性长期挑战，最大限度降低“滞涨”风险，维护全球经济稳定。

次贷危机至今，逆全球化经历了贸易摩擦、新冠疫情冲击所致的安全风险带来的产业链重新配置，以及俄乌地缘政治冲突暴发以来意识形态对立对全球化的巨大冲击，导致逆全球化措施不断升级，最终走到了地缘政治成本成为逆全球化的最后推手阶段。寻求降低地缘政治成本是未来全球化面临的最大挑战。

“黑海粮食倡议”的最终达成与初步落地，离不开土、俄、乌及联合国的共同努力，其中土耳其扮演了重要角色，而联合国则起到了关键的“兜底”作用。同时，美西方国家出于对自身粮食与经济利益考量所采取的举措，客观上也有助于俄乌在粮食与化肥出口上实现妥协。尽管从全球粮食安全和世界粮食经济的战略高度来看，“黑海粮食倡议”对当代的国际冲突解决具有超越性和现实意义，但从具体落实来看，仍存诸多风险。

金砖国家代表了国际秩序新的发展力量，金砖合作提高了全球治理规则的包容性。当前快速变化的国际形势对未来金砖合作发展带来了不少新挑战，金砖国家应在经济发展分化与议题偏好的差异、灵活性与机制性建设，以及合作议题的广泛性和治理的有效性三方面加强协调与平衡，才能在全球治理中提升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