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近呼吁多边开发银行（MDBs）在非洲及其他地区的债务减免中发挥更大作用，但有一些报道暗示中国可能是在利用这一立场作为避免压力的借口。然而，中国对于多边发展银行参与债务减免的观点并不是新鲜事，也不仅是中国的观点，它也是非洲国家的观点，并有其合理性。同时，将多边开发银行排除在围绕债务暂停、减免或重组的讨论之外，并将其视为“优先债权人”论点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尽管西方寄希望于制裁能够从经济和财政上削弱俄继续发动战争的能力，但目前俄经济不太可能因制裁而崩溃。面对大国，经济压力往往成为一种消耗武器，而不是威慑力量。值得警惕的是，与上世纪美对日实施大规模制裁和贸易禁运的案例类似，当下美对俄制裁，可能是升级冲突、而非缓解冲突的因素。因此，我们应避免把俄乌冲突演变为两个核大国之间的直接冲突。相比起制裁，对话谈判是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唯一可行出路。

目前中低收入国家发行国际债券的存量2020年达十二年前的近四倍。多个国家主权债券违约风险较高，造成严重的经济社会动荡，亟待采取措施，避免债务危机进一步扩大。债券发行激增与危机源于国际金融资本在发达国家经济低迷时鼓励推进新兴市场发债，以获取高额收益。但将缺乏发债经验与风险承受力的发展中国家引入了市场高风险的陷阱，发展的可持续性遭遇严峻挑战。发展中国家国际债券发行时出现的教训需总结改善。呼吁国际社会多方合作，营造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国际融资环境。

拜登上台后，延续了奥巴马政府启动的以“重构”为主的对华经贸战略。意在对中美经贸关系做出结构性调整，不再追求量的增长，聚焦于调整已有的存量。重构隐含美国对中美经贸关系现状不满、试图做出实质性改变之意。2023年，拜登政府将会沿着既定战术重构中美经贸关系，中美经贸关系“脱钩”的趋势难以逆转。不过，经贸领域仍是改善中美关系的突破口，中国仍可以尽可能地从经贸领域着手改善中美关系，降低中美关系恶化的程度。虽然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的选择，但中国的应对可以更加主动。

2022年，全球经济在地缘冲突、疫情反复等多重不利因素的叠加冲击下出现巨幅震荡。2023年，阻碍复苏的因素并未消失，且出现诸多的挑战，因此世界经济将延续颓势。但随着各国疫情防控政策调整，消费投资被激活，市场信心得以提振，尤其得益于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经济强劲支撑，2023年世界经济将避免“硬着陆”风险。

在通胀尚未完全得到控制的同时，衰退迹象日益显现，这是美国经济面临的新问题。当前，美联储既不愿紧缩过度抑制经济，又不想被指责紧缩不足导致治理通胀不力，面临到底该“稳通胀”还是“保增长”的两难局面。在相对较低通胀水平下实现经济的温和衰退可能成为更加现实的选择。

尽管美国政府继续走对华“脱钩”路线，推进国际贸易向“可信赖的贸易伙伴”倾斜，但中美贸易额却依然连创新高。这说明加强中美经济往来是两国企业和人民的自然选择，美国很难建立一个既“去中国化”，又维持繁荣的新经济秩序。在高度连结的全球经济体系下，制定以邻为壑的经济政策最终只会反噬自身。

拜登政府执政后，把推动美国经济尽快复苏和长期转型作为施政重点。但增长乏力、通胀高企、转型不畅等经济问题交织，成为拜登及民主党中期选举的不利因素。中选过后，“分裂国会”加剧美国两党政治分歧，将让拜登政府在国内经济议题上很难再有“大作为”，“两洋”经济外交或成为美国经济政策新重心。美国府会也将更加聚焦对华经济竞争。展望未来一段时期的美国经济政策风险和挑战明显增大，前景不容乐观。

美国实施《芯片与科学法案》，“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国家安全被拿来作为保护某些高科技产业的理由”，无理打压或控制他国企业，扰乱全球半导体产业生产链、供应链，不仅损害他国利益，而且终将反噬美国半导体产业发展。美国挑起“芯片战”损人不利已，企图堵别人的路，最终只会堵死自己的路。

在中美关系历经波折、充满挑战的情况下，双边货物贸易额的再次突破给人以信心和希望。以此为契机，中美应携手加强全方位合作，凸显两国经贸关系的积极面，充分发挥共同才智去遏制消极面，进而为发展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作出积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