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西方极可能加码对乌军援和对俄制裁，这将进一步危及世界经济。首先，加码对俄制裁必抬高西方和其他进口俄商品国家的通胀压力。其次，制裁带来的经贸压力在不同国家严重不对称。第三，制裁不利于西方国家制造业及“再工业化”目标。第四，北约与俄的间接军事摩擦继续升级，直接军事冲突的风险也在上升，这对欧洲经济社会构成更大危害。

中国不是非洲债务的最大债权方，西方国家和一些国际组织却将非洲债务问题与中国挂钩，有明显的地缘政治意图。目前，债务问题及其处理正逐渐演变为以西方规则为主导的现有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与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寻求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变革之间的矛盾。应对非洲债务问题时，中国既要考虑经济财务情况，也需注意地缘政治因素。西方国家出于地缘政治目的，要求中方按照西方规则大幅减免非洲国家债务，这对债务国未必有太大紧迫性，但中国会遭受较大损失。此外，从政治角度看，中国应利用非洲债务压力的契机，提出与西方不同的债务解决方案，推动国际融资体系变革。

为了既成就彼此又为全球发展做出更大贡献，中印亟需增信释疑、合作共赢。双边层面看，应以务实合作推动构建更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地区层面看，应以“中印邻”合作构筑和平稳定繁荣的“共同周边”。全球层面看，以发展中国家利益引领塑造全球治理议程。

虽然1960年以来美国已78次提高债务上限，最后两党都会妥协。但这次或不同以往，两党似乎不怕真出现危机，到时他们都希望将责任推给对方。因此，发生违约的概率极高。一旦违约，美国和世界将面临严峻经济金融风险。这样的困局，是美国挥霍美元霸权、肆意透支美元信用、“无底线”举债花钱的必然结果。鉴此，是时候再次思考“去美元化”和国际货币体系重塑了。

长期以来，美国利用“美元霸权”洗劫全球财富，肆意实施制裁。近年来，为应对美国制裁，维护自身经济安全，全球“去美元化”浪潮兴起。伴随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快速发展，人民币的国际地位逐渐提升，“石油人民币”的呼声也日渐高涨。当地时间4月26日，阿根廷宣布停止使用美元结算中国进口商品，改用人民币结算。虽然美元的国际主导地位一时难以撼动，但人民币国际化步伐加快有助于推进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改革。

中美关系经历风风雨雨，经贸关系始终是两国关系的压舱石。未来更需要中美相向而行，在经济领域做出更多的共同努力。正如耶伦所说，中美以负责任方式处理中美经济关系符合两国和世界的利益。期待美方言行一致，回归理性务实的对华经贸政策立场。竞争对抗没有出路，合作共赢才是未来。

近期，《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对15个成员国全部生效，全球最大自贸区将进入全面实施新阶段。RCEP区域内贸易关系不断加深，有力促进了成员国之间贸易投资的发展，提升了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未来，应推动RCEP机制进一步升级，通过完善贸易投资规则、加快自贸协定规则的实施、提升自贸协定利用率等措施，进一步改善贸易投资环境，激发区域发展活力。

中美战略博弈叠加、全球经济陷入衰退、乌克兰危机持续等因素，促使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供应链加快分工调整与重塑步伐，台湾半导体产业也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具体而言，全球半导体产业供应链重组已向韧性与安全转变，美日欧等主要经济体纷纷推动先进半导体制造“去台化”，长期看势必导致产能过剩。而且，美国持续强化对华高科技管制，对台系半导体供应链的负面外溢效应也将逐步凸显。这些导致，未来台湾高科技企业面临“选边站”困境，台湾半导体产业日益被美国“掏空”。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日战略界将技术民族主义作为其共同的价值取向，把对中国的技术脱钩作为遏制中国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蓄意在科技领域共同制造对华恐惧症和“寒蝉效应”。从长远来看，这样的出口管制政策不仅损害中国经济利益，也损耗美日自身。而且，美日对华出口控制协调还面临着阻碍其政策执行的各种制约性因素，这将对其政策协调连贯管理的动态能力构成不小的挑战。有鉴于此，中国既要谨慎应对，更要未雨绸缪。努力将美日对华出口管制政策的负面影响控制在相关细分领域，避免中国经济和科技发展因此出现大规模、系统性风险。

今年3月以来，多家国际银行业巨头相继“暴雷”。考虑到美联储或将持续加息、损失尚未充分暴露、金融风险与地缘政治冲突相互交织等情况，本轮银行业动荡恐怕远未结束。虽然本轮动荡对中国金融业尚未造成明显冲击，但仍应予以重视。对此，中国政府应继续实施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允许人民币汇率波动，高度关注国内金融机构的潜在风险，并做好预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