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制裁的本质是一种惩罚，将国家经济和依赖经济体系的民众作为人质，迫使制裁对象作出妥协。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针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伤害的不仅仅是俄罗斯民众，还有那些尚未从疫情中恢复的发展中国家。目前对俄经济制裁是否真的能实现最终目的，我们不得而知，但面对制裁生效的诸多不确定性，各国政府和市场机构都在努力调整前行策略。对于试图解决新冠肺炎疫情在内的全球性挑战的各国来说，制裁无疑是在制造更多挑战。

IPEF只是就美国政府感兴趣的特定领域的特定问题量身定做，推出对其有利的特定规定的政府间特定安排。显然，从IPEF的内容和特点不难看出它所追求的目标：恢复美国作为标准制定国的角色，阻断或遏制中国在该地区日益上升的经济影响。美国如意算盘打得响，但并不符合大多数发展中经济体的现实。由于IPEF充斥“美国优先”逻辑，霸道蛮横，最后恐无疾而终。

当前美国通胀率过高，大概率将在“过度繁荣”过后走向衰退，甚至大衰退。要让美国经济“软着陆”，必须降低供给成本，在总需求缓慢收缩时引导通胀率稳定下行，其中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全面取消特朗普时期对华加征的关税。然而拜登政府仍幻想借关税对华施压，借此从中国获得额外利益，殊不知关税已成为美国的“战略包袱”。

日元贬值虽有助于增加日本主要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并利好股市，但此番贬值对日本经济整体弊大于利。此外由于经济复苏前景黯淡叠加美联储进入加息通道等因素，日本政府陷入“既不能加息，也不能减息”的两难境地，调控手段和空间相当有限。当前在美联储加速退出宽松货币政策、全球货币市场收紧背景下，周边国家需警惕日元贬值引发“亚洲货币贬值潮”，甚至引发新一轮亚洲金融危机。

即使拜登政府取消对华加征的商品关税，也不意味其对华贸易政策发生改变，可能发生变化的只是打压的方式和手段而已。具体而言，在打压方式上，拜登政府将摒弃特朗普的单边主义行为，寻求联合盟友共同对华施压。在打压手段上，拜登政府将加快重塑价值链，特别是在关键技术的价值链上寻求与中国“脱钩”。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美国总统拜登亚太之行的最突出“成果”，就是联合韩、日、印、越、新等13个国家提出了“印太经济框架”（IPEF)。由于这些国家的经济体量总量占世界经济的40%，加之拜登政府的刻意高调，使得IPEF似乎成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又一重大战略举措。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明言，美国要在印太地区打造一个美国主导的“国际环境”。因此，舆论界普遍渲染IPEF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为这个“国际环境”打下经济基础。因此，中国对IPEF必将持反对态度。其实不然。

基于疫情和政治的因素，建立在开放、分工基础上地区和全球供应链受到冲击，正在出现大的调整。尤其美国实施对华全面战略竞争战略，拉盟友加入，实施政治化技术和供应链构建，以“可信的供应链”“有韧性的供应链”为名义，限制中国的参与，旨在提升自身竞争力。中国是世界产业分工的广泛参与者和诸多供应链的关键环节，完全排除中国，是不可能的。但从在我国的外企来说，如果供应链受到限制或者分割，他们或做大幅度调整，可能撤出中国市场。对此，我们必须给与高度重视。

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快速崛起，作为世界百年大变局的最重要变化趋势，近年来备受关注。而在远虑与近忧双双重压之下，这一崛起势头已经并仍将严重受挫，更需高度重视。

拜登政府已进入重塑美国产业链的第二阶段，由应对短期风险转向增强长期弹性和安全性。该产业链政策核心内涵包括：一是重点防范战略竞争对手。不再以推动制造业岗位全部回流为目标，而是要“备份”战略竞争对手的产业链。二是保障难以快速替代的关键军事和民生领域。本届政府回流供应链的重点突出了军工产业、公共卫生、能源等关键领域，半导体、医疗卫生、新能源材料是最为紧急的目标。三是本土扶持与外部替代共同发力。 拜登政府不再强调供应链替代完全依靠美国本土。四是产业引导与市场竞争并行。这一重大转向，将给美国和世界经济带来长远、深刻的影响，但这一政策也面临多重掣肘。

近年来，数字科技正成为大国战略竞争的新高地，美国更是将这一领域作为对华科技新冷战的前沿。美国通过收紧数字安全审查、加强技术出口管控、构建数据同盟等方式，加紧对外输出规则模板，使符合美国利益的数字贸易规则从诸边上升到多边层次，意图在高技术领域围堵中国，构筑全球数字霸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