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快速崛起，作为世界百年大变局的最重要变化趋势，近年来备受关注。而在远虑与近忧双双重压之下，这一崛起势头已经并仍将严重受挫，更需高度重视。

拜登政府已进入重塑美国产业链的第二阶段，由应对短期风险转向增强长期弹性和安全性。该产业链政策核心内涵包括：一是重点防范战略竞争对手。不再以推动制造业岗位全部回流为目标，而是要“备份”战略竞争对手的产业链。二是保障难以快速替代的关键军事和民生领域。本届政府回流供应链的重点突出了军工产业、公共卫生、能源等关键领域，半导体、医疗卫生、新能源材料是最为紧急的目标。三是本土扶持与外部替代共同发力。 拜登政府不再强调供应链替代完全依靠美国本土。四是产业引导与市场竞争并行。这一重大转向，将给美国和世界经济带来长远、深刻的影响，但这一政策也面临多重掣肘。

近年来，数字科技正成为大国战略竞争的新高地，美国更是将这一领域作为对华科技新冷战的前沿。美国通过收紧数字安全审查、加强技术出口管控、构建数据同盟等方式，加紧对外输出规则模板，使符合美国利益的数字贸易规则从诸边上升到多边层次，意图在高技术领域围堵中国，构筑全球数字霸权。

如何有效应对疫情、自然灾害、战争等不确定性风险的挑战，已经成为国际粮食供应链管理的重要内容。提升全球粮食供应链韧性、推动粮食现代供应链的创新等，是增强全球粮食体系稳定性、安全性、抗逆性和协同性，提升粮食供应链抗风险能力的重要举措。同时，还要推动国际粮食贸易与投资便利化，加强全球范围内信息共享与政策协同。

美联储货币政策加速收紧将抬高居民企业融资成本、削弱消费投资信心、引发资产价格动荡、触发世界经济减速等，对美国经济造成紧缩效应，对世界经济形成溢出效应，从而显著提升未来美国经济面临的衰退风险。而随着美国经济“硬着陆”风险增加，通胀压力在下半年可能有所缓解，加之美国中期选举后政治不确定性下降，美联储未来或将在政策利率达到自然利率水平后停止加息，缩表规模也可能进行调整，货币政策退出节奏或前急后缓。

RCEP、CPTPP和IPEF体现了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中两股力量的比拼。一股是域内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加强经济一体化、实现共同发展的要求，另一股是美国强势植入的“高标准”合作模式。RCEP最大程度展现了地区合作的包容和互利共赢，实施近5个月来，已带来区域内贸易规模显著提升的效果。CPTPP源自美国TPP倡议，但在美国退出后，成员国冻结了原TPP中22项美国坚持而他国反对的条款，使协定更平衡，体现了亚太地区经济更发达成员对更高水准贸易自由化的追求。相比之下，美国毫不掩饰IPEF给美国家庭带来的好处，至于亚太国家的收益，语焉不详。

美国的核心通胀经历了从商品向服务的轮动，压力变得“更宽”也更持久。俄乌冲突导致食品价格将持续维持高位，能源价格还将波动上扬，都使得美国通胀走势仍面临上行风险，预言通胀见顶为之尚早。由于基数效应、财政退坡、美联储加息等因素，美国的通胀大概率将在二季度见顶。即使见顶之后，通胀压力的回落也将会是漫长而缓慢的，在2022年内很难回到2%的目标值。

经济全球化的顺利推进，需要一套公平、公正、高效的治理体系和基础设施。但当前全球治理体系很不完善，各种破坏性力量不断累积，对经济全球化造成严重冲击。同时，还要警惕一种更加危险的倾向——将经济全球化整体异化为国际政治博弈的工具，个别国家利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分工协作和相互依赖，撬动更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安全等利益。

越南制造并不具备撼动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的能力，短期内没有必要夸大其负面影响。但中长期来看，大国博弈下的产业转移是大趋势，欧美日“产业链去中国化”战略将为越南等新兴制造国提供绝佳助力，5月13日落幕的美国-东盟首脑特别峰会已将双方合作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虽然在经济领域暂无具体成果，但美国已向东盟亮出替代中国产业链的明确诉求，并提出在必要时可进行有限技术转移。中国应高度重视防范由此带来的中长期竞争加剧和中高端产业链外迁风险。

当前美国正在加紧构建围堵和遏制中国的“印太”战略体系，“印太经济框架”是服务于美国地缘政治利益的最新产物。考虑到全球产业分工及亚洲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形成是世界经济数十年发展的结果，有其自身规律，不受美国刻意设计。况且，地缘政治冲突和人为干扰虽会影响经济发展，但中国已经发展到一定规模。中国面对美国的战略围堵要有信心，只要中国政府在国内外政策上不犯大的方向性错误，只要保持对外开放，美国就无法阻止中国的继续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