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危机导致通胀压力增大，抑制通胀成为政策首选，全球进入新一轮加息周期，且力度空前。美欧大幅加息，在对自身经济造成严重冲击的同时，也对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影响。此外，能源价格攀升，挤压企业利润，也导致部分企业停工停产，严重阻碍经济复苏。更值得注意的是，鉴于不少陷入困境的欧洲头部企业，正迁往能源供应稳定的美国，能源危机正加速调整全球地缘经济格局。

今后日本企业构筑全球价值链的目标将会发生改变，从过去谋求建立效率第一的全球最佳生产体系，转为优先考虑地缘政治风险、人权和“民主价值观”的影响。如果未来10年美国坚持联手盟友遏制中国的政策，包括日本在内的一些国家将配合美国逐渐与中国进行“局部和有选择的脱钩”。对此，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支撑中国在未来全球产业链调整中保持优势地位的关键。其中，中国的科技创新和高精尖制造业能否走向中高端成为关键。同时，中国要加强与东盟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合作，力争在全球价值链调整中保持优势和话语权。

俄乌冲突爆发前，国际经济秩序正在经历理念、制度、战略和政策等多层面的转变。理念上，全球化思想遇阻；在制度层面，区域、小多边、双边贸易谈判正在取代多边自由贸易谈判。在战略及政策层面，美西方推动国际经济合作政治化、经贸联系武器化，遏制中国产业升级。俄乌冲突的持续不仅深化上述态势，且带来新变化：首先，国际能源格局和货币格局加速演进。其次，美加速推动全球供应链调整。再次，国际经济秩序进入重构期。面对复杂严峻形势，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作用更显重要。

和平稳定的政治局势、开放自由的经贸环境与平等包容的区域一体化合作，成就了半个世纪以来的亚洲发展奇迹，也塑造了互利共赢、协商求同的亚洲精神。面临当前美西方经济保护主义的逆风和地缘战略竞争的挑战，亚洲各国应坚定开展务实磋商，合力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促进多领域、多层次、多主体的区域合作机制提质升级，推动全球化深入发展，为全球治理做出亚洲贡献。

中国和中亚国家人民有着数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共同谱写了古丝绸之路贯通东西的壮美诗篇。同时，中亚地区战略地位重要，自然资源丰富。因此我们要做大做强“中国+中亚五国”会晤机制，携手应对风险挑战，协力维护地区和平、安全、稳定，继续加强互补互利合作，协调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共同繁荣富强。

韩国半导体出口骤减，预示着全球半导体生产过剩和存量竞争时代提前到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趋紧的贸易环境，韩国已在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和外交政策等方面采取实际举措，试图化解半导体产业面临的发展难题。

今天的世界又来到一个动荡期和变革期叠加的历史十字路口。全球治理面对更多新课题，需要新方案。这凸显出“亚洲时刻”的重大意义。面对当前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中出现的乱象，中国旗帜鲜明地提出两大主张：一是真正的多边主义；二是开放的区域主义。中国作为亚洲一员和东盟中心地位的坚定支持者，是柬埔寨、印尼和泰国主办峰会的最坚实后盾，将通过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亚洲时刻”，与各国共同发出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强音，共同为应对全球挑战作出亚洲贡献。

美国把中国看成世界上唯一有意愿有能力对美国构成挑战的竞争者，但是我们要表明，我们的目标不是打败美国，而是继续推进全球化，并且有能力有意愿来引领下一波全球化。所以美国搞“脱钩”的时候，我们坚决反“脱钩”。这不是一个“脱钩”的问题，而是世界秩序将会变成什么样的问题。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需要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更好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其他国家合作减少坏的国际公共产品。引领全球化并不仅仅是为了我们自己，而是为了整个世界。

随着世界地缘政治关系的深刻调整，非洲在重塑全球新平衡格局中的战略价值日益凸显。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以及俄罗斯、印度等新兴国家都在加大对非投入，呈现出竞争对抗大于合作互补的态势，中非合作面临挑战。中国应基于非洲自主发展与国际协调并重的发展战略，深化“中非+第三国、中非+国际多边组织”的对非合作模式，努力实现多方共赢。

未来十年可能是百年变局中最激烈，也是奠定百年变局基础的十年。这十年里最重要的是最近五年，世界经济的很多重大问题，包括理论、形态等都可能会发生颠覆性的变化。具体而言：经济全球化不会结束，结束的是以美西方为主体的传统全球化，新的世界的互联互通，将打开一个新型全球化。随着世界经济形态的变化，会颠覆很多经济学传统认知，同时一些新的经济理论会产生并受到重视。世界格局东升西降、南升北降的趋势将变为现实，同时可能还要发生去霸权化的进程。国际金融体系有可能重构。世界性的现代流通革命与世界性的发达国家集体退出的困扰，将长期共存。中美关系决定世界的前途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