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美国关税胁迫，欧盟可依托WTO争端解决机制、构建关键技术产业联盟，并利用“反胁迫工具”反制，但反制有效性取决于内部整合。美欧安全盟友关系未能成“关税护身符”，美欧安全联盟已经成为本轮贸易战的“祭品”。若紧张态势持续升级，为缓解美国单边贸易打压，欧盟可能通过多维度战略让步换取谈判空间。今后，美国关税胁迫能否促进欧盟团结，欧盟内主要强国能否担起地区大国的责任，快速构建起协调一致的行动机制，将是决定美欧贸易战最终走向的关键变量。

德国修宪，松开“债务刹车”，德国经济恢复增长可期，对德国和世界经济是个令人鼓舞的消息。但深层问题是，大举借贷后，德国各级政府不缺钱花，很可能失去改革动力，德国会失去制度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的时机。更大的疑问是，德国是否会在军事上“财大气粗”，柏林的窘境是，在安全事务上过于克制，盟友抱怨它不作为，但一旦有所作为，邻近盟友又觉得它咄咄逼人。安全上多作为，还是少作为，政治上如何在财政宽裕条件下推动结构改革，这全面考验德国政治家的智慧。

特朗普政府滥施关税无异于打“七伤拳”，反噬自身经济发展及国际信誉。面对美国的极限施压和霸凌行径，中国的立场是明确一贯的，施压、威胁和讹诈不是同中国打交道的正确方式。

美国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关税战中不会成为“赢家”，更不会成为相对于中国的“赢家”。美国正从多边秩序的维护者转变为破坏者，一些国家开始加快调整对美贸易策略，转而寻求新的贸易伙伴和合作机制。长期看，特朗普“对等关税”政策是“以单边主义对抗全球化”，其内在的结构性矛盾必将加速全球“去美国化”的趋势。

特朗普为短期政治利益，施压美联储快速降息以刺激经济，同时试图将自身关税政策引发的通胀风险和经济衰退压力转嫁于美联储。而鲍威尔基于美联储独立性原则，坚持审慎货币政策。特朗普威胁解雇鲍威尔，不仅挑战央行独立性——这一美元霸权的基石，更引发资本市场对政策混乱的恐慌。双方矛盾暴露出美国经济在贸易战与政治干预下的深层危机，威胁全球对美元体系的信任。

美国作为净资本输入国，通过贸易逆差支撑了大量的美元输出，同时利用金融实现了大量海外美元回流。这一循环机制使美国能够获取铸币税等经济利益，大量的美元回流也支撑起了美国国债的信用。另一边，由于美元的国际地位，各国都要持有美元，因此需要扩大对美出口。但本届美国政府试图通过关税促使制造业回流，改变与各国的贸易逆差，只能自食恶果。因为，贸易盈余和金融账户盈余不可能同时实现，削减贸易账户逆差，必将削弱美元的国际货币功能和国际信用，而美元信心的动摇将使全球货币体系进一步向其他更稳定的货币或货币组合倾斜，形成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3月9日，特朗普接受采访拒绝排除加征关税引发经济衰退可能，此后美股跌至2009年以来最低水平。多家机构下调美国2025年增长预期，美国经济有陷入“滞胀”风险，且民主、共和两党对经济前景预期出现显著分歧。超预期的关税政策是主要原因，加征幅度大、引起各国广泛报复、带来不确定性。需注意的是，美国经济仍保有一定韧性，特朗普其他经济政策有望推动下半年经济转好，整体或呈“前低后高”走势。但特朗普也可能因经济和政治压力被迫调整关税等经济政策。

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在“美国优先”理念下推出“对等关税”，旨在施压其他国家降低对美关税，增加美国商品竞争力。4月2日，特朗普宣布对所有国家征收10%的“基准关税”，对贸易逆差最大的国家征收更高“对等关税”。然而，“对等关税”若作为施压工具，将对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产生破坏作用。特朗普的“对等关税”政策缺乏完整的理论支撑与实践基础，将严重破坏以WTO为基础的国际经贸体系。对此，各国需发挥合力，坚持多边贸易体系、扩大区域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促进各方要素有效配置和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

特朗普新政府试图跳出既有的国际经贸框架，不遵行世贸组织制定的贸易规则，而是将关税作为推行“美国优先”的贸易规则的强制性手段。这种“规则关税化”的趋势，本质上是在构建一个由美国主导的平行贸易体系，从而使美国能够摆脱国际多边贸易规则的束缚，按照自身意愿重新塑造全球贸易格局，进一步巩固它在全球经济领域的霸权地位。面对“来势汹汹”的特朗普2.0时代，各国需要凝聚“没有国家是优先的”共识，以共同抵制可能到来的“关税风暴”。

日本这场争取关税豁免的谈判，本质上更像是在向美国求情，而不是平等的谈判，注定从一开始就困难重重。面对美国单方面发起的全球关税大战，国际社会应共同抵制，维护公平公正的国际贸易秩序，让各国经济能够在平等、自由的环境中健康发展。作为世界重要经济体和多边贸易体制的受益者，中日携手应对美国贸易政策带来的挑战，不仅符合双方利益，也对维护全球经济秩序有着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