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精神和中国速度在非洲得到充分体现，受到广泛赞誉，中国故事在非洲广为流传。事实证明，中非关系的发展难以阻遏。这既是历史潮流也是大势所趋，非人力所能改变或阻拦。所以，法国近十多年来又提出单独或推动欧盟进行中法非或中欧非三方合作的设想。我们的意见是积极考虑，前提是要征得非洲方面同意，目前尚无重大可行性项目。个人认为应创造条件试点。

全球大约三分之一的海运石油贸易依赖霍尔木兹海峡。而且，即使在过去的两伊战争或伊拉克战争时期，霍尔木兹海峡的航道也没有完全中断过。因此，伊朗威胁封锁海峡，主要是一种宣传战，不到万不得已，伊朗不会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当前美国和伊朗关系再度紧张的敏感时期，维也纳五国外长会议无疑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虽然今年G7峰会上的火药味和“非主流色彩”都要比以往更加浓烈，但是还远远没有真正发展到对G7伤筋动骨的地步。美国还是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保证G7不会成为一个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那样的“反美平台”，充其量不过是听听马克龙和特鲁多们的牢骚。

21世纪国际秩序的最大特征将是更多的自由属性和更少的霸权属性。由于全球化和经济因素在当下国际体系变迁中的突出作用，新的秩序将会反映更多的经济逻辑而非政治安全逻辑。随着新兴国家的崛起，发展中国家会在国际事务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地区和次地区共同体的出现，意味着地区组织将在地区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相对于当下秩序中西方价值和文化一家独大的主导地位，新的秩序会容纳更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多样性。

对日本而言，与美国的关系始终是一个矛盾的存在：如果美国撤出亚太或放弃同盟承诺，则日本可以获得更大的行动空间即战略自主性，但日本以美国为后盾的实力及影响力也会大幅削弱；而如果美国持续深度介入亚太，强势掌控同盟，日本的力量或许可能得到强化，但战略自主性也将丧失殆尽。事实上，这也是一直以来日本所深陷的“同盟困境”。在日本看来，改变这一两难局势的办法，只有最大限度地拓展渠道，为实现自主性积累外交、安全乃至战略上的资本。而在自主目标实现前，美国都是日本自主性所需资本的重要来源。

“新冷战”并不是对中美关系现状的准确描述，但这一讨论的负面影响是不应忽视的。正如二战后一道铁幕很快将世界划分为对立的阵营，当下，一些政治势力也试图在中国和美国之间构筑“玻璃幕墙”。纵观历史，大国常以一种“梦游者”的状态走向对抗、走向战争，中美需要切实警惕两国关系面临的若干新挑战，保持战略克制，调整互动模式，避免在不自知、不自主的情况下真的陷入“新冷战”。

当旧有全球治理体系及背后的知识体系土崩瓦解时，两种现象出现了：一种是回归国家主义；二是不同全球治理理念间的新的竞争。面对一个技术形态与社会特征都已巨变的时代，无论退回国家主义，还是顽固坚持旧的全球治理体系和知识体系，都是错误的。当全球社会进入新的场景，中国在全球治理上的积极表现提醒当今世界需要重新思考全球治理，而中国正为此做出自己的独特贡献。

赫尔辛基“特普会”，并不意味将给两国乃至大国关系带来“特又特”的外交成果。换言之，此晤并非华盛顿与莫斯科为推动双边关系入轨而策划、推动的重大地缘战略活动。毋宁说，此次峰会是在这组关系跌入谷底，再坏也坏不到哪儿去的状况下，两国外交的“膝跳反射”罢了。

未来不论是经济、难民还是安全问题，恐怕每个成员国出于国家利益、民意和选举等方面考虑，恐怕均不愿意为欧盟共同的利益而承担责任，而更愿意作为搭便车者。若欧盟成员国均选择回避共同责任，恐怕欧盟通过深化建设来实现团结自强，进而有效应对内外挑战的愿望将渐行渐远。

尽管土耳其对美国支持伊拉克和叙利亚库尔德人武装颇有微词，但土耳其近来一直试图改善与特朗普治下美国的关系，埃尔多安推行强人政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是把自己做强，来换一种姿态与美国和欧洲打交道。未来土耳其更有可能的是在美俄欧之间采取更为平衡的政策，实现本国利益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