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东政治格局重塑，伊朗崛起影响深远。特朗普入主白宫几乎颠覆了奥巴马的中东政策。他的中东政策是共和党新保守主义的衣钵，走右派民粹主义之路。也许在未来特朗普在中东还会有“狠招”，但毕竟美国的实力今非昔比，无力再在中东发动战争。而沙特和以色列正期待美国特朗普政府彻底抛弃伊朗核协议，再度制裁伊朗。2018年伊朗仍将高居中东问题的榜首。

当前“美国优先”正成为美国主流意识形态，美国正在抛弃世人习惯的美式思维，放弃作为大国的国际责任，开始更多地遵循现实主义逻辑，更多地强调自身经济与安全利益。而世界似乎并未对此做好准备。美国战略转向是个必然事件，这是美国利益的体现，是美国以捍卫西方文明展开的国家经济竞争。对此我们务必保持清醒头脑。如果文明之间的竞争失控，人类将会被带入战争的深渊。如何管控竞争力度、避免战争悲剧，努力引领国家竞争朝向良性、可控的方向发展，考验着各个文明领袖的智慧。

目前尽管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甚嚣尘上，但历史实践证明，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是促进各国经济增长的一剂良药。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贸易自由化的受益者。特别是在当前世界经济复苏多变的情况下，推动区域之间的贸易安排与多边贸易安排两个“轮子”，通过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促进地区经济融合，无疑是带领大家走出增长困局，共同发展的一剂良方，也是多数国家的共识。

柏林墙倒塌已近三十年，如今柏林墙倒后的“民主化浪潮”似乎已发生逆转。不仅在民主转型国家，更是在作为“灯塔”的民主原产地国家，民众对民主的信心在持续下降，民主政体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威权化和民粹化，民主体系的开放性格与创造能力受到严重压抑，西方民主进入了精神上的某种自我背反。这些变化表明，对民主的过度价值期待与重负导致了民主运转艰难，对治理现代化复杂原理与经验的探索出现了新的不确定因素和挑战。

和两次大战前的国际形势不同，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威胁不是世界大国间的利益矛盾与战略对撞，而是地区强国地缘政治雄心的冲突。这种矛盾考验的不是世界大国协调彼此间战略意图和利益的意愿，而是协调的效力。对此，新兴全球性大国不可以通过单纯的“新兴全球性大国——守成大国”视角进行一刀切式的处理。新兴大国要超越守成大国视角，精确判断各种中等强国的地区冲突给自己崛起过程造成的具体影响，以便做出有针对性的应对。

2017年的中东，是波谲云诡的一年。大国对中东局势的干预和影响无处不在。无论是极端武装的溃败，还是也门局势的恶化；不管是伊朗与沙特的对阵，还是沙特与以色列关系的暗潮，都显示着中东局势在新的一年很难保持平静。

美欧面临的主要威胁，是人口结构快速多元化和碎片化背景之下的社会治理结构调整滞后，以及国际经济地位下降背景之下的国内经济分配结构调整滞后。恐怖主义威胁，只是这些结构性因素的一个体现。

能否处理好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的中美关系，直接影响到未来中国是否会获得宽松安定的发展环境，更事关“两个百年”能否如期实现。在当前，必须继续打牢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使更紧密的经贸合作成为拉近两国关系的纽带。在长远，中美需要对两国关系共同给予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明确定位，形成处理问题的标杆和基准，确保两国关系不至出现大的变动，通过沟通、对话和谈判不断解决随时可能出现的分歧，聚焦最大公约数，打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只要两国能够保持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认知和态度，就能将相互关系维持在健康、牢固、稳定的轨道上，行稳致远。

目前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已经进入衰败、分化、重组的时期。这正释放出巨大外部影响力。美国国际撤退所腾出来的空间，很快就会被其他大国或者政治力量所填补，这包含巨大的不确定性。而且长远来看，美国在长期、相对地衰落。这又引向另一个不确定性，即美国的相对衰落会不会导向战争。历史上，一个衰落中的大国恐惧于另一个国家的崛起，这个深陷恐惧的大国，要在另一个变得足够强大的时候来遏制甚至消灭它，因此发生了战争。因此当前的世界进入一个充满巨大风险的时代。

在经历了多年内战之后，俄罗斯已经有信心保证叙利亚政府军在战场上的优势地位，稳定战场的和平局势；为了促进叙利亚政府认真对待与反对派代表团的和谈，推动叙利亚政治重建，俄罗斯也必须做出表态。叙利亚的未来，不再需要军事决定，而需要扎扎实实的政治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