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国际社会对“双普会”寄予厚望。但“双普会”很难消解美俄的结构性矛盾。美俄基于美苏冷战时期的冲突也延续到现在。苏联解体后短暂的美俄和解，建立在俄罗斯衰弱和充当西方世界附庸的前提下。在北约东扩和在东欧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压逼下，普京时代的俄罗斯和欧美重新进入对抗。

“修昔底德陷阱”对中国是伪命题。因为，中国的情况根本就不在“修昔底德陷阱”的三种情况之内。第一，中国不是作为挑战者的崛起国，而是主动融入美国主导下的国际体系中的崛起国。第二，对于国际体系，中国不仅仅是参与者，而且还是一个积极的建设者。第三，中国崛起是事实，美国相对衰落也是事实，但双方并没有发展到权力转移的临界点。

面对中期选举，民主党至今尚未占据优势。在以赢得选票为核心目标的美国政治斗争中，目前共和党执政的联邦政府自然把其对外战略和政策服务于继续执政的最高目标。由此出发，美国霸权主义近期将更具激进冒险性，对世界和平稳定和繁荣的损害以及对政治、经贸和金融秩序的破坏不可低估。

虽然特朗普与奥巴马的世界观有所不同，但美国的对外战略没有出现断层，特朗普政府仍在继续前任政府的战略收缩和重心东移。欧洲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重要性会持续下降，美国也不会再心甘情愿参与欧洲政治、经济、外交事务的方方面面，但这都不代表北约在美国对外战略中已经成为过时的组织。

特朗普挑战的不止中国，而是世界。这必将导致特朗普的地缘政治战略与地缘经济战略进一步分裂。他发动的贸易战，会给中国造成麻烦，但也给中国带来了发展与日本、韩国，以及欧盟各国关系的机遇。不仅能为我克服特朗普贸易战提供条件，而且将促使中日关系、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进一步沿着“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方向前进，有益于中日两国以及亚太、印太乃至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

中国精神和中国速度在非洲得到充分体现，受到广泛赞誉，中国故事在非洲广为流传。事实证明，中非关系的发展难以阻遏。这既是历史潮流也是大势所趋，非人力所能改变或阻拦。所以，法国近十多年来又提出单独或推动欧盟进行中法非或中欧非三方合作的设想。我们的意见是积极考虑，前提是要征得非洲方面同意，目前尚无重大可行性项目。个人认为应创造条件试点。

全球大约三分之一的海运石油贸易依赖霍尔木兹海峡。而且，即使在过去的两伊战争或伊拉克战争时期，霍尔木兹海峡的航道也没有完全中断过。因此，伊朗威胁封锁海峡，主要是一种宣传战，不到万不得已，伊朗不会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当前美国和伊朗关系再度紧张的敏感时期，维也纳五国外长会议无疑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虽然今年G7峰会上的火药味和“非主流色彩”都要比以往更加浓烈，但是还远远没有真正发展到对G7伤筋动骨的地步。美国还是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保证G7不会成为一个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那样的“反美平台”，充其量不过是听听马克龙和特鲁多们的牢骚。

21世纪国际秩序的最大特征将是更多的自由属性和更少的霸权属性。由于全球化和经济因素在当下国际体系变迁中的突出作用，新的秩序将会反映更多的经济逻辑而非政治安全逻辑。随着新兴国家的崛起，发展中国家会在国际事务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地区和次地区共同体的出现，意味着地区组织将在地区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相对于当下秩序中西方价值和文化一家独大的主导地位，新的秩序会容纳更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多样性。

对日本而言，与美国的关系始终是一个矛盾的存在：如果美国撤出亚太或放弃同盟承诺，则日本可以获得更大的行动空间即战略自主性，但日本以美国为后盾的实力及影响力也会大幅削弱；而如果美国持续深度介入亚太，强势掌控同盟，日本的力量或许可能得到强化，但战略自主性也将丧失殆尽。事实上，这也是一直以来日本所深陷的“同盟困境”。在日本看来，改变这一两难局势的办法，只有最大限度地拓展渠道，为实现自主性积累外交、安全乃至战略上的资本。而在自主目标实现前，美国都是日本自主性所需资本的重要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