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国家尤其阿拉伯国家正按符合自身利益的标准探索改革和发展道路。在外界对伊斯兰文明普遍存在认知赤字的情况下，我们对伊斯兰国家的调整和变化既不能想当然地随意置评，也不必做西方评论的搬运工，而应根据那些变化是否有益于伊斯兰国家自身以及世界整体利益做出判断。

沙特推动全面改革所面临的挑战不小。目前改革在基层民众当中已形成了共识，但在王室内部和宗教上层尚未形成共识，甚至遇到了既得利益者和保守派势力的掣肘。对内四面出击，启动全方位改革，须得顾及沙特的国情，而对外四处树敌，不仅可能打破沙特王室内部和本地区脆弱的平衡关系，而且会使沙特改革的方向日益模糊，反而使改革面临巨大的风险。

以巴尔扎尼为代表的伊拉克库尔德人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机会。一个决不允许独立，一个决不放弃建国，更为严重的是库区公投可能会导致出现一个库尔德人独立运动为标志的中东地区新的动荡，域内域外大国为了自身利益也必将插手“库尔德人问题”，其背后折射出各方势力的权力角逐，而原有地缘政治的平衡结构毁灭，预示着中东政治秩序“垮塌”后的“权力重构”充满了诸多的悬念。面对如此复杂的中东形势，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库尔德各派政治力量的分裂和紧张态势的加剧，将对整个伊拉克乃至地区的政治安全和稳定产生影响。

目前难以对美国的外交战略做出总体的判断和预测，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朝核问题将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的关键因素。考虑到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所呈现出的种种特点，中国需要更加重视朝核问题，加强危机预防和管控机制。由于中美两国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深刻分歧，中美关系的发展道路必将是不平坦的，双方的战略互疑不会消除，但能够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即长期的严重战略对抗。

这两年，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变化对地区各国和世界形势都有启示性的借鉴意义。当今时代，各国利益交织越来越密切，特别是各方安全需求越来越不可分，对抗的成本和代价越来越高，对话所能带来的利益也越来越明显。各国之间，无论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如何不同，无论国家之间利益纠纷如何敏感、复杂，对话不对抗都是时代的大潮流。坚持对话与合作，双方会双赢，多方会共赢。而一味对抗下去，最后不会有真正的赢家。

中国崛起是中国与周边国家相互适应、共同演化的过程，它带来的效应十分复杂，具有很多维度。这个过程中出现一定的转换与冲击、产生某些疑虑与误解，是正常的。中国秉持正确义利观，提出“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努力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中国的意愿是真诚的，带来的结果总体上是积极、正面的。试图把中国的意图说成是恶意的，把中国崛起的效应在总体上描绘成负面的，是没有说服力的，其结果将与事实的发展产生越来越大的距离。

地区安全架构是亚太／印太地区秩序的一个核心问题。蒂勒森认为，这一安全架构的目标应是保持印太地区的自由与开放、维护地区国家的主权、确保它们具有开展自己的经济事务而不受他国威胁的机会。而美印日澳应是这一地区安全架构的四个支架，美国是执其牛耳者，印日澳各为其支点。蒂勒森的印太地区大战略棋盘的轮廓已至为明显了。然而，这样的印太地区大联盟战略可能失败，“不结盟”长期以来一直是印度核心的战略思想，与美国或任何其他国家建立军事联盟是不可想象的。

19世纪及以前的英美孤立主义，都是其大战略的核心内容。对前者而言，孤立主义是为了图谋世界霸权；对后者而言，孤立主义则是为了巩固自己在美洲不断上升的主导地位。二战结束后，英美地位互易，美国孤立主义越来越具有19世纪英国孤立主义的色彩。而后孤立主义虽然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地位下降，但却像19世纪英国交替使用均势原则和孤立主义原则一样，为美国全球战略的实现起到了相辅相成的作用。不过当今美国孤立主义思潮中，则增加了民粹主义元素。从这种意义上说，当今的美国孤立主义与英国脱欧孤立主义，不仅在非理性上有着相通之处，而且在“每况愈下”方面也是异曲同工。

印日发展“蜜月期”，对中国而言无疑是战略上的考验。不过，首先中国要保持自己的战略定力。虽然印度可能在防务政策上针对中国的一面更加凸显，但不会毫无顾忌地采取“反华”举措。其次，也要客观看待印日的经济合作。对印度而言，最希望看到的是中日共同竞争印度市场，这样印度才可能得到最大的收益。更重要的是，2016年日印的双边贸易额为150亿美元，仅相当于中印贸易额的四分之一。

当前中美关系的表层摩擦不断，深层结构稳定，正在经历新一轮的转型升级。这个转型升级过程能否顺利推进，关键在于中美两国高层是不是能确立相互尊重的战略态度，根本在于中美两国社会以及其他各个层面是不是能在磨合中相互适应，尤其美方能否适应崛起的中国并逐渐转变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