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冷战”并不是对中美关系现状的准确描述，但这一讨论的负面影响是不应忽视的。正如二战后一道铁幕很快将世界划分为对立的阵营，当下，一些政治势力也试图在中国和美国之间构筑“玻璃幕墙”。纵观历史，大国常以一种“梦游者”的状态走向对抗、走向战争，中美需要切实警惕两国关系面临的若干新挑战，保持战略克制，调整互动模式，避免在不自知、不自主的情况下真的陷入“新冷战”。

当旧有全球治理体系及背后的知识体系土崩瓦解时，两种现象出现了：一种是回归国家主义；二是不同全球治理理念间的新的竞争。面对一个技术形态与社会特征都已巨变的时代，无论退回国家主义，还是顽固坚持旧的全球治理体系和知识体系，都是错误的。当全球社会进入新的场景，中国在全球治理上的积极表现提醒当今世界需要重新思考全球治理，而中国正为此做出自己的独特贡献。

赫尔辛基“特普会”，并不意味将给两国乃至大国关系带来“特又特”的外交成果。换言之，此晤并非华盛顿与莫斯科为推动双边关系入轨而策划、推动的重大地缘战略活动。毋宁说，此次峰会是在这组关系跌入谷底，再坏也坏不到哪儿去的状况下，两国外交的“膝跳反射”罢了。

未来不论是经济、难民还是安全问题，恐怕每个成员国出于国家利益、民意和选举等方面考虑，恐怕均不愿意为欧盟共同的利益而承担责任，而更愿意作为搭便车者。若欧盟成员国均选择回避共同责任，恐怕欧盟通过深化建设来实现团结自强，进而有效应对内外挑战的愿望将渐行渐远。

尽管土耳其对美国支持伊拉克和叙利亚库尔德人武装颇有微词，但土耳其近来一直试图改善与特朗普治下美国的关系，埃尔多安推行强人政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是把自己做强，来换一种姿态与美国和欧洲打交道。未来土耳其更有可能的是在美俄欧之间采取更为平衡的政策，实现本国利益最大化。

以美国国内对俄罗斯的整体氛围，及大多数建制派精英对俄的态度来看，俄美关系不会因为一场“普特会”而发生重大的方向性改变。但是，美国过去一段时间的对俄政策也难以持久。美国也在重新思考对俄罗斯的立场，考虑“选择性接触和选择性抵制”的可能性。

目前共和党正被改造成“特朗普党”，与此同时美国政治和社会都在“特朗普化”，国际社会也面临“特朗普化”风险。而一旦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蔓延，将标志着国际社会被“特朗普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欧盟、日本等主要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能否形成合力，慑止并塑造特朗普的政策和行为，关系重大。

今年以来，在国际局势复杂多变和美国特朗普政府推行“美国优先”政策的新形势下，中欧关系总体保持稳定的发展势头。同时，欧盟对中国发展的仍有疑虑和担心，不时挑战我核心利益问题，贸易摩擦不断。中欧关系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并存，不过机遇大于挑战，中欧关系将会有更大发展。

目前世界形势只是发生程度变化而没有性质变化，如果与今天前后各50年进行比较，现今的世界变化属于中等变化，因为现在的变化还远没有冷战结束时的世界形势变化大。两极格局在五年内定型非常可能。意识形态之争引发暴力冲突的可能性远大于物质利益冲突，特别是大于经济利益冲突。意识形态之争是容易引发军事冲突和冷战的。十年之内中国不可能与美国并驾齐驱。我国综合国力增长速度已经开始下降，今后十年实力增长速度不排除继续下降的危险。

特朗普“软单边主义”的根源，在于世界对美元和美国技术的高度单向依赖，以及对于这种依赖深信不疑的认知。同时，美国之外的世界之间的横向联系仍不够强，也缺乏具有领导力和号召力的全球性大国，调节他们之间不同的立场，这些都让世界在面对美国在国际关系表现“任性”的时候变得很无奈。目前在美国之外的世界需调整心中“美国中心思维”的认知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