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从叙利亚国内局势演变，还是从俄和地区国家双边关系的进展来看，普京的系列组合拳都隐含了与美构成鲜明对比，并证明其治下的俄罗斯外交在战略设计的合理性和执行能力的有效性方面都超越后者的基本意图。普京一日之内遍访中东三国，对美已经初步形成以快制慢、以清晰制模糊、以区内国家制域外大国的整体优势。

欧亚主义不仅具有政治、经济、地理的内容，且有历史、文化、种族的特质，而大欧亚伙伴关系却并无历史、文化和种族的内涵，目前还是一个外交概念，其主要存在形态是不同国家在经济上的“集合体”。在目标追求上，欧亚主义内在追求的终点是新的联盟国家乃至“统一”的国家，而大欧亚伙伴关系没有这样的内在追求，其目标只是形成某种关系网络，构建以俄罗斯为出发点的松散的区域一体化。从根本上说，欧亚主义是一种民族—国家构建理论，而大欧亚伙伴关系是对外关系学说，二者不能混为一谈。

俄罗斯是当今世界重要的政治力量，是世界多极化进程中的重要一“极”，中国需要与俄罗斯在国际事务中加强战略协作，这对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的。更重要的是，中俄自身的发展诉求和各自的国家利益要求两国必须采取更加广泛的合作方式构建利益共同体。

今天的中东正在大幅度转动，新秩序和新格局正逐渐形成。叙利亚被各派力量分治的局面已经形成，在联合围歼“伊斯兰国”的战斗中，“阿拉伯之春”在叙利亚画上了尴尬的句号。其次，沙特“新政”开场不凡，阿拉伯主流世界和以色列关系面临新突破。第三，特朗普政府的中东政策已经成型，其中东政策的重点就是协作各方共同压制伊朗。

当前全球力量对比进一步取向平衡，大国之间重现地缘战略竞争的态势，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在世界各地抬头，许多国家国内的不平等造成对政治建制的不满，族群问题激化了分离主义倾向，而社交媒体又加剧了政治极化，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使人类发展前景更难预测。国际权力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方面，权力从传统西方国家转向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国家；而另一方面，国家政府走向非国家行为体。如何在新一轮的民族主义背景下，进行国家间的合作显得至关重要。

推动建立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有利于世界各国人民、有利于世界的长治久安的。习近平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后，提出建设“一带一路”倡议，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在党的19大会议上又提出，中国“坚定不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并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中国政府正在积极践行这些承诺。这也是中国政府和人民为构建公正合理的世界秩序作出的新的努力。

历史上美国与盟友的关系一直起伏不断，分分合合，但始终能够做到“斗而不破”。虽然特朗普目前有可能会对现有同盟体系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整，但绝对不会动摇其根基，对同盟体系进行根本性变革。同盟体系作为美国权力的“倍增器”，在没有遭受重大变故的情形下，其运作将不会受到颠覆性影响，未来只会强化而不会削弱。

耶路撒冷事变对于中国国家安全而言，在国际层面上存在一定利好，即通过“锚定”美国力量于中东从而减少其对亚太、东亚事务的关切与对华之威胁。但在走出去的公司及个人安全层面，“一带一路”上的中资企业和员工在未来的中东地区恐怕将面临更加危险、不确定的安全环境，需要提前做好应对准备。

现在就断言特朗普的“退出外交”长期看来会损害美国的软实力、动摇了美国的权力地位还言之过早。而且如果说“退出外交”是否损害了美国的领导能力还有待商榷，那么“退出外交”并未威胁到现有国际秩序则可以说是确定无疑。现有国际秩序渊源自“雅尔塔体系”，它是大国秩序、强权政治和现实主义的“混血儿”。因此特朗普恰恰不是现有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者”。至少在国际政治领域，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停止对国际自由主义力量的支持无疑是巩固而非削弱了现有的国际秩序。

2017年的国际局势尤以美国和欧洲传统盟友关系的变化引人注目。先是特朗普“唱衰”欧盟轻慢欧洲领导人，其后欧洲舆论也对特朗普进行了直接且不留情面的批评。马克龙就任法国总统后提出要重回戴高乐主义的外交思想。戴高乐主义的核心是执行独立的外交政策，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独特作用。近10年来，国际事务中已鲜有法国的声音。现在看来，法国外交有望发挥一定作用。马克龙虽避免提多极化而改称多边主义，但已在西方世界引发一定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