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当前的“逆全球化”调整有合理的内在的逻辑，但要反对走极端。新全球化以现行开放的规则体系为基础，如果基础被破坏，世界市场就会被分割，如果自行其是，就会引发报复性的贸易战，那样，世界就会陷入混乱。为此，国际社会需要凝聚共识，在维护多边开放体系与开放发展大势上应采取强有力行动。新一轮全球化的发展来势凶猛，影响巨大和深远，需要为其创建良好的环境，在这方面，中国在新全球化大趋势中的建设性作用备受期待。

特朗普此次彻底大修美国对外关系，对中美关系的冲击应该说相对较小，只不过美方快速“变脸”反显其唐突失矩。美国知名中国问题专家奥克森伯格，去世前曾说：“中美关系最关键时刻将是当中国真正崛起时，美国是否能容忍他”。中共19大胜利召开，中国开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征程，标志着中国的崛起已是难以阻挡的既成事实。对美国来说，必须作出抉择的时刻已经到来。各种迹象显示，他不会容忍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的崛起，但又苦无良策，陷入两难的战略尴尬。美国眼下在对华关系上表现，正是这种困境的生动写照。

目前韩日两国政府在多项问题上对立，已经到了百般纠结，互不相让，难解难分的地步。那么，今后日韩两国的外交走向，也由此可以推断一二。第一，在日韩两国之间，面子外交还会继续存在。第二，在实质性的两国外交关系方面，几乎完全没有进展的可能性。因此，日韩关系也只能够在面子上，半死不活的维系，而难以取得进展和突破。

迄今为止，没有思想家或者哲学家理解互联网这个时代的人的存在意义。道理也很简单，思想和哲学的本质是系统性，而互联网的本质则是碎片性、分散性和分离性。如果要领先变化，思想家和哲学家就必须“凌驾于”这个时代之上，给普罗大众施加一种世界观或者价值观。但这样的情况在互联网已经不可能了。为了产生影响，思想家和哲学家首先也必须把自己碎片化，转化成为“流量”。在这个过程中，并不是思想家和哲学家改变了现实，而是互联网改变了思想家和哲学家。

以色列在叙利亚有着自己的关切，但却不能直接通过参与国际会议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关切，美国和俄罗斯也无法代替自己表达利益诉求。因此在现实的利益关切面前，以色列只能凭借自己的军事优势来不断地介入叙利亚内战，试图表明自己的立场，设立自己关于叙利亚未来军事政治安排的“红线”。而当以色列战机被击落，以色列的军事介入遇到抵抗，未来以色列和伊朗、真主党乃至叙利亚政府军发生冲突的概率，也就必然大大增加。

特朗普政府很可能会正式推出“印太战略”，以强化制衡（但非遏制）中国的崛起。这一战略与特朗普“美国优先”的执政理念不吻合，且其实施缺乏制度保障，加上中美关系的复杂性与“一带一路”本身的特点，使得“印太战略”难以有效影响“一带一路”建设。

面对“通俄门”调查，从特朗普团队最近的表现来看，无疑在使用“政治化”的老套路，即希望将这个司法问题变成一个政治问题。特朗普团队的这一步棋一旦走通，那么对于美国这样随时都处于外部威胁下的国家，找到一个“适当的外部威胁”以转移国内视线，凝聚民心，打压反对派，那就太容易了。如果说将“通俄门”案件“政治化”是一种釜底抽薪式的战略进攻；那么在国际与外交事务上对俄示强、斗狠，则可以被视为一种国内政治层面的自守，或曰“自证清白”。展望2018年“低开低走”的美俄关系，在“通俄门”的阴影下，在叙利亚依旧弥漫的硝烟中，前景更不乐观。

在英国脱欧后，法德英三角仍在，相互之间的借重仍在，只是形式有所改变而已。今后虽然法德两国争夺欧盟领导权的斗争还将存在，但在法国地位上升的情势下，德国咄咄逼人的气势已明显收敛。马克龙将处于主动地位，可以左右逢源。

在很多方面，西方自由主义已经没有了近代那种进步的动力。它已经不再是一种具有现实主义的自由主义，而是一种自以为是、没有自我反省检讨能力的虚伪主义。这种趋势如果持续下去，西方自由主义必将继续衰落，直到最后的危机。从一个角度来说，特朗普意图纠正正在衰落的西方自由主义。不过，特朗普所使用的“非一般”手段被普遍视为是反自由主义原则的。因此，特朗普的现实主义能否挽救西方自由主义，当拭目以待。

当前，美国对伊朗尤其是革命卫队的制裁将继续增加，鲁哈尼政府要保证国家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安全环境，离不开革命卫队，因此此时打破其对国家经济的垄断不合时宜，不如加强相互合作，利用革命卫队强大的资金优势做强实体经济，增加就业。当然，这与鲁哈尼一直努力减少革命卫队在国家经济中的份额的做法完全相悖。此外，这次抗议骚乱进一步恶化了伊朗的投资环境。所以，鲁哈尼政府对内要积极回应社会底层民众和年轻人的诉求，以免社会裂痕加大；对外应继续加强与欧洲国家的关系，同时加强与中国和俄罗斯的经济与安全合作，主动避免加剧与美国之间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