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政府在中东坚决倒向以色列和沙特一边，形成“美国—以色列—沙特”轴心，与“俄罗斯—土耳其—伊朗”联盟在中东形成对峙局面。如美沙关系恶化，沙特会倒向中俄，中俄也会趁机扩大在中东的影响力，这才是特朗普最不愿看到的。美沙两国共同的敌人是伊朗，小萨勒曼又与特朗普政府深度捆绑，记者失踪事件不会动摇美沙同盟根基。

美国之所以发动贸易战打击中国，并不是想彻底离开中国，完全跟中国“脱钩”，而是想要改变中国的行为，从而赚更多的钱。美国确实有人想要改变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但它的政府和政治主流知道这做不到。但在一些具体领域，美国人是有诉求的，如果这些方面有所改变的话，美国还是会感觉有希望。200多年来，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目标从来没有变过：一个是商品与资本的自由流动，另一个是信息与价值观的自由流动。中国对此一直是有保留。我们应该、也有理由批评美国，制约美国，但应当认识到，中国所做的事情改变了中美关系，改变了美国对中国的看法。

就中国而言，我们已经有了更多的能力和工具去应对新挑战，此时最需要的是理性和耐心，要有“以不变应万变”的战略定力。同时，也要习惯一些“新事物”。过去几十年中美关系都是以合作为主，以后或许不得不习惯“以对抗代替合作”的新关系，做到斗而不破。即便如此，也一定要认识到，在未来相当一个时期内，直到形成一个稳定的“新阶段”之前，“新事物”带来的中美关系不确定性已经大大增加。

尽管欧盟对伊朗支持在欧盟的极端活动不满。不过现在欧盟所面临的的局面非常尴尬，一方面中俄英德法承诺将继续履行对伊核协议的承诺，但另一方面却没法承受美国施加的巨大压力。最终，其他五方的承诺将因此被抽空，失去实际意义。而这正是特朗普想看到的。预计未来伊朗在欧盟压力面前不会作出妥协，反而会在下阶段更加坚持其不妥协的立场，美国更多的严厉制裁将导致伊朗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愈加紧张。

目前“全面竞争”已成为美国对华战略的基本出发点，“对等互利”、“基于规则”、“结果导向”成为对华战略的总原则。在这一基本框架下，美国战略界人士在对华战略设计上主张“不回避竞争，不放弃合作，不惧怕对抗”。主要策略是塑造对美有利的“软制衡”环境和约束中国的各种规则，以及加大针对性强的军事准备、外交围堵和经济高压，大体是接触、遏制、规制、竞争、合作等五方面策略的有机结合，当前阶段其遏制、规制一面表现得更为突出，尤其在经贸领域更加咄咄逼人。但从长远看，美国对华战略无法跳出上述“五位一体”的总框架，只是依据不同事态、根据互动情况排列组合而已。这一框架较过去“接触加遏制”的两面性政策多几个维度，体现了新时期中美关系的特殊复杂性或多面性。

哈苏吉失踪事件，对于土耳其和沙特双边关系来说，十分敏感，却又可能会促成彼此之间的重新谅解。当前土耳其官方对于哈苏吉失踪事件的反应还算克制，并没有大张旗鼓地在国际场合抨击沙特；而沙特通过派遣代表团造访土耳其，也显示出了一定的“和解”意愿。哈苏吉失踪事件，对于土耳其和沙特双边关系是“危”是“机”，需要两国高层谨慎处理。

马克龙的联大讲话颇具戴高乐风格，法国舆论也因此引为自豪。马克龙是在与美国保持战略一致的前提下，在当前因美国单边主义而引发的全球性混乱中有所作为。马克龙能走多远尚难预料，但捍卫多边主义这一法国外交的基本特点，已足以给外界透露出不少信息。

过去半个世纪里，美国衰落呈现波浪起伏状的非线性过程。而且总体看，美国国力缓慢下行的趋势并未改变。只要我们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尤其是在一些重要领域将各项政策落实到位，美国的任何遏制都不能够打乱中国的发展步伐。只要中国按照自己改革发展的节奏稳步向前，国人更加坚定意志、坚定信心，众志成城，就一定能够力挫美国的“霸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特朗普希望通过“极限施压”的方式，让伊朗最终妥协，从而与美国签订一份“更大、更好、更广阔的协议”。该协议不仅要限制伊朗的核能力，而且希望伊朗加入到一个“新安全架构”的谈判中来，既包括核问题，也包括导弹、支持恐怖主义及其在叙利亚和也门的活动等。即便第二轮制裁恢复，鉴于伊朗国内的政治环境，伊朗也很难再次坐上与美国的谈判桌。目前来看，伊核问题在可预见的未来很难找到新的解决路径。

确保独霸中东是美称霸世界的一个关键环节，也是冷战后美国历届政府一个主要外交政策目标。而且，特朗普自以为其对中东极端强硬政策突出体现了他对兑现“美国利益优先”的承诺，对美国家有利，不过实则相反。他的非理性作为严重损害了有关各方的利益，其中受损害最大的就包括美国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