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后喀布尔的权威将进一步削弱，各方力量为了应对美塔协议之后的政治发展，会致力于增强自身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以获得更大筹码，这无疑将加剧阿国内的离心倾向。归根到底，阿富汗的内战并不仅仅是大国干预的结果，也有其深刻的国内根源。无论美国和塔利班达成何种协议，都无法帮助阿富汗人解决自身的重重矛盾。

这次疫情对中国外交同样是重大的考验和挑战。面对中国的疫情，美国呈现两面性，一方面有意愿与中国共同合作应对疫情，但另一方面遏制中国发展的“脱钩战略”也依然在推进。“病毒无国界”，在疫情面前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国际合作特别是大国合作至关重要。通过这次疫情，中美都需要重新认识世界卫生组织在应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件的核心地位和重要作用，尊重其决定，并继续给予世卫组织坚定的支持。

在中美关系紧张恶化之际，欧洲等第三方力量的作用不仅重要而且宝贵。这些国家大多不愿看到中美恶性竞争导致国际体系的分化、瓦解，不希望中美科技脱钩。他们希望中国能在维护全球共同利益上发挥更多作用，期待中国真诚维护多边主义。同时，他们力图在全球格局变化中守护欧洲利益和地位。欧洲所奉行的制衡战略客观上起到加强全球多边主义的作用，因此，我们应该多与各方力量沟通，增强世界推动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共识和聚合力量。

目前一场战略利益的争夺在非洲似乎不可避免，而未来无论美欧开出什么条件，对于非洲来说，外部国家“能否为非洲实现经济增长、应对人口膨胀提供实质性的支持帮助”才是核心关切。但西方提供帮助的现行路径早已显示出局限性。对此，美欧将如何拉拢非洲也考验着他们的政治智慧。

查韦斯去世即满6年，马杜罗政府在外压内乱危局中艰苦支撑挺过来了，如无难以抗拒的突然事变，应当能夠控制局面；但如发生大规模军事入侵或刺杀苏莱曼尼式的“斩首”行动，则不仅仅是能否挺过去的问题，而是委陷入战争，殃及整个拉美。

特朗普把中东视为包袱，有意从中东撤出主要武装力量，避免战略透支。这遭到美国国会反对，其主张在重点地区（海湾、地中海东部）和重点领域（热点问题解决）继续发挥引领作用。受美国国内政治影响，特朗普中东政策体现出无序化，其不确定性加重了各方之间的安全困境，引起战略重组。

美俄战略中的国家主义特征很可能是长期现象，这将导致两国可能更倾向于对对方采取竞争性战略。同时，美俄两国的国家主义转型以及其他国家广泛的战略调整，势必加速国际体系深刻重塑和新一轮国际权力转移，使未来几十年的世界政治形态、世界经济形态和世界安全形态呈现出全新面貌。

英国脱欧使欧洲一体化遭遇挫折，欧盟影响力削弱，同时让欧盟内部权力重心转移。这导致欧盟独立倾向增强，从而缓和了欧俄关系，但使欧美关系更趋紧张。

世界经济不可能轻易摆脱平庸增长，但新的发展方式和经济形态很可能在其中悄然孕育并逐步成势；美国不可能轻易改变霸凌主义行径，但内部政治分裂与同盟体系松动很可能挫平其霸权的“牛角”；中美两国的战略博弈很可能更加激烈，但不可能出现“新冷战”或者中国被击溃压垮的情况。以上三个“不可能”与“很可能”共同作用，将决定未来十年的世界面貌。

2020年中东地区局势又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节点上，乱、变、治进一步交织、深化，乱中有变，变中有治，紧中有缓，总体可控，发生地区大乱的可能性不大。然而，1月3日美国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机场“清除”伊朗名将苏莱曼尼使本已紧张的地区局势骤然升级，不测因素增加，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