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于中国“真实亲诚”的对非政策，美国对非战略显然暴露了其自相矛盾的立场：说要帮助非洲发展，又强调美国利益必须第一；说尊重非洲独立性，却处处设坎，未来恐怕难取得美国所希望的效果。

从大国关系调整的态势可见，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正努力将“一超多强”的国际格局强化为“一霸多强”。尽管美国的霸道虽引起各大国的不满，迫使各大国之间加强合作，但作为美国盟友的大国在各方面仍严重依赖美国，不可能联合其他力量反对美国；新兴大国还没有足够的力量联合对付美国，而它们之间也存在各自不同的利益需求。因此，虽然特朗普政府的行为强硬而不受欢迎，但正是这种强硬做法，正在重构能够确立美国霸主地位的大国关系。

伊朗外长辞职突兀而起，又戏剧性转折，透露出伊朗执政精英的纠结与无奈，更昭示着国家政治的权势转移。最近一年来，伊朗政坛氛围明显在朝有利于保守派的方向偏转。当前保守派的人事安排步步进逼，而扎里夫辞职却更像是改革派的花拳绣腿，缺乏底气和硬气。此外，扎里夫官复原职，看似美伊关系度过一劫，这不过是延续了特朗普上任后双方的“冷战”局面和“时间游戏”。

对伊朗革命与叙利亚危机进行比较研究可以得出三个启示：1、经济发展并不必然带来社会稳定；2、宗教是各方竞相利用的“工具”；3、美国的干预政策自相矛盾。一方面，美国是一个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必然通过各种手段必要时甚至会更迭一国政权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和利益。另一方面，美国也是国家利益至上的国家，在关键时候可能见利忘义、抛弃“老朋友”。

美俄结构性矛盾难以改变，“通俄门”清白后美俄关系很难出现实质性转圜；中俄结构性战略互需也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在中俄建交70周年之际，中俄关系也会继续向着更高水平发展，中俄合作符合双边利益，也是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保障。

无论内塔尼亚胡的肉麻吹捧，还是蓬佩奥的福音书式自嗨，都是美以两国政府一时自娱自乐。特朗普此举看似有恩于以色列并助力他和内塔尼亚胡的竞选，但是，从长远看存在一系列消极后果，是典型的害人害己短视行为。因此，无论对美国还是以色列的战略利益而言，特朗普这一中东新政，是典型的“高级黑”和“低级红”，最终会得不偿失。

中美关系在短期内形势严峻，面临一些前所未有的挑战，但从长远看来，我们不必过于悲观，它一方面取决于美国内部各派的博弈，同时更取决于中国的影响与应对。塑造一个推进务实合作和建设性竞争、有效管控风险、防范重大冲突的中美关系，仍是我对美外交的基本方向。

“反社会主义”话语在特朗普政府和美国右翼圈子里重新走红不是偶然的，背后是美国民主党的整体“激进化”。因为民主党认识到，要想问鼎总统宝座，有更激进的理念和运动才是获胜关键。不过，“反社会主义”话语在美国的重新泛滥不排除其外溢可能。未来，特朗普政府有可能从“反社会主义”的角度对中国发起更进一步的意识形态挑战，其目的既是为了国内政治利益，也是要在国际上向中国施压。如何应对，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对欧政策出现巨变，特朗普正使用其压迫型、交易型和混合型的外交手段，在政治、经济和安全领域重新修正传统的美欧盟友关系。这些使美欧关系出现政治分化、经贸竞争和安全互信下降等变化，但欧洲对特朗普政策的局限性和“跨大西洋关系”的“韧性”仍有期待，大国竞争加剧也限制了欧洲战略选择的空间。今后，在加强战略和能力建设的同时能“熬过”特朗普时期，成为欧洲最现实的选择。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回归仍抱有期待，不过在乌克兰政治中可操作空间所剩不多。当下的乌克兰，任何以赢得选举为目标的候选人都不敢得罪美国，不愿意给对手留下亲俄的口实，而胜选后的内外政策也不大可能脱离当前的政情。胜选者在推行亲西方政策方面已经拥有政策基础和法律依据，未来乌克兰与西方的合作将不断推进，但乌克兰“加盟入约”的道路注定不会一帆风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