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国家的动乱充分说明，国家治理能力是至关重要的。国家治理能力的缺失或弱化，必然会加剧各个利益集团的博弈和政党纷争，也会使社会冲突或突发性的群体事件得不到妥善的解决，更不可能提升社会凝聚力或构建一个和谐社会。

此次峰会本应成为其展示同盟价值的亮点，最终却变成矛盾激化的爆点，进一步凸显了北约在世界百年大变局下不得劲、不甘心、不着调。面对急遽变革的国际战略环境，已至古稀之年的北约难以适应，其调整能力面临大考验。

2019年全球恐怖主义发展情况国际报告指出，自2001年发生9·11恐怖事件以来，由于国际社会打击恐怖主义的努力，全球恐怖袭击数量明显减少，中东恐怖组织的影响有所减弱。但这绝非等于2020年恐怖组织将会销声匿迹，“伊斯兰国”和“基地”等恐怖组织远没有消亡。

当前，存在着影响“大变局”的两个最重要因素：一是“发展范式转变”；二是新工业革命究竟需要多久以及以什么样的方式走入千家万户，并将在多大程度上改变现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从过去400年人类历史的进程来看，这两个因素以及由这两个因素所导致的国家战略选择和国内治理机制变革，是近现代历史上多次发生“世纪之变”背后最重要的因素。

未来欧洲和美国在防务合作上会形成何种关系，取决于以下要素：其一，法、德能否携手合作、坚定推进欧洲独立防务力量建设。其二，美国主导的北约和欧洲主导的独立防务能否相互依托、互为补充。其三，欧洲逐步摆脱美国及北约控制是必然的。欧洲构建起共同安全与防务体系，能够独立自主地维护自身利益之日，是北约寿终正寝之时。

中国一贯高度重视与欧洲的合作，欧盟近年来也越来越在乎中国。拿中国说事儿，逐渐成为欧洲人的家常便饭。中欧关系正在进入一个新时代，未来前景可期，不过挑战也前所未有。

伊拉克抗议者对政府极不信任，要求对整个政治体制实行根本性变革。这实际上也折射了“阿拉伯之春”的几个突出特征。一方面，单凭选举解决不了问题。另一方面，阿拉伯世界的整体沉沦，倒逼了阿拉伯民众的国族主义情绪。这种阿拉伯民族主义情绪的泛起，将会遏制伊朗影响力的扩张。

围绕叙利亚的博弈不仅仅在地面战场，外交与政治舞台上的斗争同样精彩。10月30日，叙利亚宪法委员会首次会议终于在日内瓦开幕。不过，其前景并不乐观。叙政府和反对派对会谈都没有十足的诚意。在战场纷争未定、大国博弈胶着局面下，宪法委员会下的谈判充其量只是一个接触渠道，奢谈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不切实际。

对俄、伊两国来说，失去叙利亚这一盟友的代价过高，因此近年来双方展开了一系列有效协作，重塑了地区安全秩序。但由于他们不是天然的合作伙伴，而是在共同盟友面临生存威胁时进行了短暂的协作。如今，随着阿萨德政权地位日益巩固，双方的战略分歧和利益矛盾开始逐渐浮出水面，这给叙战后地缘政治形势增添了新的不确定性。

在欧亚空间地缘政治较量远未尘埃落定的背景下，本次诺曼底四方会谈可能在局部问题上取得一定进展。这是由四方会谈的力量格局决定的：占据主导地位的俄罗斯掌握着谈判的主导权，会提出符合自身利益的脚本，推动乌克兰朝着联邦化的方向发展。在法德两国的调和下，乌克兰作为弱势一方如以往一样对俄罗斯的脚本做出选择性适度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