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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鸿刚:国际新秩序的“不可能”与“很可能”
发表时间:2020-01-14 18:44 来源:国际网
世界经济不可能轻易摆脱平庸增长,但新的发展方式和经济形态很可能在其中悄然孕育并逐步成势;美国不可能轻易改变霸凌主义行径,但内部政治分裂与同盟体系松动很可能挫平其霸权的“牛角”;中美两国的战略博弈很可能更加激烈,但不可能出现“新冷战”或者中国被击溃压垮的情况。以上三个“不可能”与“很可能”共同作用,将决定未来十年的世界面貌。

如果说21世纪头十年以恐怖主义为关键词,第二个十年以应对危机为主旋律,21世纪第三个十年则很可能以国际秩序重塑为核心特征。未来十年,围绕着确立怎样的世界经济形态、国家制度形态和价值理念形态,主要大国之间将展开全面激烈的战略博弈,带动其他国家深深卷入其中,各国内部和国际诸领域均将发生深刻变化,中国的引领作用日益凸显,为一个更加合理的新型国际秩序最终形成打下初步基础。

现代化基本规律仍起作用

自15世纪末“地理大发现”以来,人类社会打破彼此孤立隔绝状态,进入深度联系、广泛交往、激烈碰撞、共同演进的新阶段,开创了马克思所说真正的“世界历史”,开启了波澜壮阔的世界现代化进程。我们今天看到的一切,都是世界现代化发展到特定时期的产物。要精准确定当前历史方位,研判未来10年发展趋势,离不开对世界现代化基本规律的观察与思考。

过去几百年间世界现代化的基本规律,是其演进过程呈现明显的“周期性”“结构性”和“阶段性”特征。

所谓“周期性”,是说主导性国家的兴盛与衰落有明显的周期性规律;总是因顺应时代潮流而快速兴盛并向外扩展,带动全球生产体系变化,又因落后于时代脚步而导致内部体系失衡与国际体系失衡,并最终走向衰落;迄今,人们已见证两个半这样的周期,即荷兰、英国两个霸权国的完整兴衰周期和美国霸权从鼎盛阶段逾越拐点后明显下行的大半个周期。

所谓“结构性”特征,是说荷、英、美等主导性国家都引领创建了符合时代特征、对己最为有利的“中心—外围”的等级化国际体系,吸引或强迫更多国家融入该体系,并相应带动世界经济形态、各国国家政治制度与全球价值理念的变迁。

所谓“阶段性”特征,是说几个主导性国家相继推动了世界形态从重商资本主义、殖民资本主义到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阶段性发展,每一新型生产关系都是在前一种生产关系处于失衡和危机时萌生出来,接续推动人类生产和互动方式的进步。

如今的情况是:美国作为二战后确立的主导性国家,其霸权地位已处于明显的危机状态,其引领开创的国际体系也出现不可持续的征兆。美国曾于二战后在西方阵营内部引领创建自由市场体系,并在80年代后将这一体系以及这一体系所连带的国家制度模式和价值观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帮助美国确立和巩固了全球霸权地位。然而,美国在国际体系的“中心地位”既赋予其诸多不应有的特权,也造成其内部经济空心、政治极化、社会分化等“霸权痼疾”,同时带来美国与他国关系恶化。就美国推动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取代英国霸权时代的殖民资本主义而言,这是历史进步;就美国取代老霸权成为新霸权、继续利用等级化和食利性的资本主义国际体系以满足一己之私而言,这种历史进步仍有巨大局限。上世纪80年代开始,这一体系开始快速扩张;2008年金融危机是这一国际体系由扩到缩、美国霸权地位由盛转衰的分界线。

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出现失衡,连带产生一系列乱象。这一乱象首先体现为恐怖主义泛滥。国际恐怖主义在上世纪90年代便已酝酿,新世纪初掀起滔天巨浪,并在“后拉登时代”仍然此起彼伏,重要原因之一是伊斯兰世界在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处于不利位置,由此引发国际极端宗教思想广泛传播,威胁各国社会安全。这一乱象还体现在2008年金融危机。美国把持的国际金融体系具有内在不稳定性,周期性爆发危机不可避免。这一乱象也体现在各国民粹运动兴起。这一国际体系大大加剧了各国内部和各国之间的不平等,导致各国社会不满情绪增加,削弱了各国的体制合法性与社会稳定性,打击了各国参与国际合作的热情,导致各国“自顾”“内顾”倾向抬头,大国战略博弈快速升温。

这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各种周期性、结构性和阶段性因素叠加的结果,是世界现代化基本规律始终在起作用的体现,是既有国际秩序陷入危机的信号,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开端。

建设新秩序的三大任务

未来十年,建设更加先进合理的新型国际秩序势在必行。具体有三方面任务:

一是构建以合作共赢为特征的国际经济形态。自由放任、赢者通吃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和全球化进程,短期内可以制造出经济繁荣,久而久之必然导致寅吃卯粮、长期停滞、严重分化和普遍危机。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加强国际体系的治理,推进更有管理的全球化进程,大胆拥抱技术创新、政策创新和理念创新,积极搭建新的平台,建设各国之间相互尊重、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新型国际网络,并为此进行必要的经验交流、政策协调和战略对接。在此过程中,新兴大国的突破性与引领性作用至为关键。

二是构建以统筹兼顾为目标的国家制度形态。过去几十年西方国家政治发展的实践表明,分权制衡、政党轮替作为现代国家的政治制度容易被资本力量和特殊利益集团所俘获,无法真正对大多数民众负责。但民粹主义的政治取向也不是出路,片面迎合民众的短期需要可能进一步阻碍优化现代国家形态所必需的结构性改革。面对各国内部特殊国情和国际层面共同挑战,真正先进合理的国家制度形态,应是在政府、市场、社会、生态环境以及与外部世界关系等现代国家治理体系诸要素之间搞好统筹兼顾。

三是构建以公平正义为核心的主流价值形态。未来10年,国际主流价值形态应是“公平正义”。要实现人的真正解放和全面发展,尤其是要实现那些长期处于边缘地带的绝大多数人的解放与发展,既要强调政治权也要重视发展权,既要有形式性权利更要有实质性权利。过去几十年内,无论是在国际层面还是在各国内部都积累了相当程度的不公正不合理;重建国内公平正义和全球公平正义,已成为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公平正义”毫无疑问应成为未来10年更具感召力的新型国际主流意识形态。

三个“不可能”与“很可能”

构建新型国际秩序不会一蹴而就,未来十年仅是初步展开。基于历史规律和客观现实,我们可推导出未来十年一些比较确信的趋势性判断,大致归结为三个“不可能”与三个“很可能”。这几方面趋势共同作用,将决定未来10年的世界面貌。

一是世界经济不可能轻易摆脱平庸增长,但新的发展方式和经济形态很可能在其中悄然孕育并逐步成势。为应对10多年前的金融危机,世界上大多数主要经济体的结构性改革进展不顺,远未培育出支撑未来10年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这种经济困境,一方面必然引发各国内部政治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反过来更加掣肘各国经济改革;另一方面也将进一步削弱国际竞争的建设性色彩,迫使各国在不断缩小的蛋糕上尽可能切下较大的一块。这意味着:未来10年世界经济仍以危机出清为主要特征,不可能出现各国普遍繁荣的“黄金时代”。

不过,历史规律告诉我们,新的生产方式往往在危机出清和落后生产方式消亡的过程中产生;每次危机过后,都有新的引领性国家通过大胆拥抱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采取新的生产方式而实现快速发展,成为推动新一轮全球经济合作和世界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引发世界经济形态和政治形态深刻变迁。如今已有这种苗头,未来10年这种趋势还将进一步发展。

二是美国不可能轻易改变霸凌主义行径,但内部政治分裂与同盟体系松动很可能逐步挫平其霸权的“牛角”。按照美国的选举政治安排,未来十年美国将有三次政府轮替。不同党派、不同类型的领导人上台或许带来不同的行事风格,但其面临的“虚实脱节”的二元经济结构不会改变,“极左”“极右”思潮尖锐对立的舆论氛围不会改变,精英与草根以及不同族裔之间矛盾重重的社会状况不会改变,利益固化严重削弱体制纠错能力与领导人施政能力的政治现实不会改变。这决定了,未来十年美国很可能继续玩弄转嫁危机、祸水外引的套路,其在国际事务中自私自利、颐指气使的霸凌主义做派将更加露骨,甚至对盟友也要迫其承担更多同盟义务而对其做出更少安全承诺。

三是中美两国的战略博弈很可能更加激烈,但不可能出现“新冷战”或者中国被击溃压垮的情况。未来10年中美全面战略博弈都将更加激烈。中美两国作为一东一西、一南一北、一前一后追求实现国家现代化的世界级大国,分别代表不同的制度形态和发展模式,有不同的国际秩序愿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两国之间既有巨大的合作需求与合作空间,也有极为深刻的制度差异、道路差异、价值差异、愿景差异,两国将不得不在新的历史方位中艰难磨合。

中美之间的利益纽带深度纠缠,国际影响犬牙交错,加之中国的战略目标是维护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因此,中美之间爆发类似于美苏全面冷战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未来10年中国在与美博弈中仍将相对被动,但美国优势将逐步缩小,双方博弈态势将渐趋均衡。

未来十年,中国无疑会被推向世界形势发展的风头浪尖,成为万众瞩目、牵动全局的首要变量。面对未来持续展开的全球变局,中国应有充分的前途自信。巨大的国家规模、先进的制度选择、完备的治理方略、系统的战略布局、严明的执政作风和坚定的民族意志,都是中国在变局中化危为机、乘势而进的战略保证。中国需要充分捕捉和运用新型战略机遇,在国际博弈中不断充实、完善、壮大自己。日益强大的中国,既要有意识地引领开创更先进的经济形态和制度形态,更要矢志不渝成为维护全球公平正义的坚定力量,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携手开创更加先进合理的新型国际秩序。这是中国实现百年梦想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必须担当的历史使命与时代责任。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原文登载于《参考消息》2020年1月6日第11版,此文对原文内容有所扩充)

责任编辑: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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