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把中东视为包袱，有意从中东撤出主要武装力量，避免战略透支。这遭到美国国会反对，其主张在重点地区（海湾、地中海东部）和重点领域（热点问题解决）继续发挥引领作用。受美国国内政治影响，特朗普中东政策体现出无序化，其不确定性加重了各方之间的安全困境，引起战略重组。

美俄战略中的国家主义特征很可能是长期现象，这将导致两国可能更倾向于对对方采取竞争性战略。同时，美俄两国的国家主义转型以及其他国家广泛的战略调整，势必加速国际体系深刻重塑和新一轮国际权力转移，使未来几十年的世界政治形态、世界经济形态和世界安全形态呈现出全新面貌。

英国脱欧使欧洲一体化遭遇挫折，欧盟影响力削弱，同时让欧盟内部权力重心转移。这导致欧盟独立倾向增强，从而缓和了欧俄关系，但使欧美关系更趋紧张。

世界经济不可能轻易摆脱平庸增长，但新的发展方式和经济形态很可能在其中悄然孕育并逐步成势；美国不可能轻易改变霸凌主义行径，但内部政治分裂与同盟体系松动很可能挫平其霸权的“牛角”；中美两国的战略博弈很可能更加激烈，但不可能出现“新冷战”或者中国被击溃压垮的情况。以上三个“不可能”与“很可能”共同作用，将决定未来十年的世界面貌。

2020年中东地区局势又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节点上，乱、变、治进一步交织、深化，乱中有变，变中有治，紧中有缓，总体可控，发生地区大乱的可能性不大。然而，1月3日美国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机场“清除”伊朗名将苏莱曼尼使本已紧张的地区局势骤然升级，不测因素增加，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

当前大国关系呈现六大特点：美国软实力受损；美国盟国主权和自主意识上升；美国难以联合其他国家，一致应对第三国；大国之间相互依赖前所未有，“脱钩”不会得逞；大国关系均衡化大势所趋；大国关系进入竞相利用矛盾的时代。为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中国要善用大国关系的变化，因势利导，从全球角度谋划应对大国关系之策，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苏莱曼尼作为“圣城旅”的指挥官，在伊朗内政外交中享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刺杀事件发生后，伊朗决策层立场高度一致，扬言对美国实施报复行动。短期来看，刺杀事件后激起伊朗和伊斯兰世界尤其是什叶派的反击行动，将增加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冲突的频率、加大国际社会解决伊朗核问题难度。中长期来看，受刺杀事件影响或将促使伊朗政治走向全面保守化，而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冲突的烈度可能会上升。

尽管在中东，美国的“战略收缩”和俄罗斯的“战略跃进”是客观事实，但在可预见的将来，俄在中东的存在和影响都是有限、局部和战术性的，美国的影响仍将是最强、全面和战略性的，远没有达到“易位”的程度。从意愿、实力、利益诉求等各方面看，中东不会出现美俄争霸的前景，甚至真正的大博弈、大交易也不会很明显。

2019年，中东国家在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上艰难前行。传统热点问题久拖不决，新的热点问题层出不穷，多国发生新一轮政局动荡。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虽遭受重创，但仍伺机卷土重来，中东局势发展中不确定性因素增加。域外大国和地区国家纷纷调整自己的对外战略，各种力量分化组合，多极化格局初步形成，中东在奥斯曼帝国解体近一百年后将迎来新的“百年变局”。

2020年，中东将处于动荡的区域环境中，包括公开的武装冲突、持续的民众抗议、灵活的区域联盟、准机动军队、危险的有组织犯罪集团、残酷的区域狼群以及相互竞争的国际利益竞赛。一些迹象似乎表明，该地区一些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战争状态将会持续，2020年在该地区结束战争的可能性几乎为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