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美国总统选举结果尚未“官宣”，但从主流媒体和多国领导人的表态看，美国即将正式进入拜登时代。回顾过去四年的美俄关系，可以说双方一直在寻求某种突破。尤其今年以来，美俄领导人共忆“易北河精神”，试图通过能源、抗疫、军控等议题寻求破冰契机。但从拜登已有表态和民主党以往对俄政策来看，“俄罗斯威胁”或将成为他和民主党凝聚跨大西洋共识的重要依托，美国可能回归对俄挤压以及“遏制+削弱”的传统战略取向。具体而言，接下来的美俄关系可能面临以下调整。

首先，重塑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前沿威慑”能力成为首选。过去四年美国政府虽然没有改变对俄制裁大框架，但在“援欧抗俄”方面鲜有动作，期间还多次对俄释放缓和信号。不过同时，它又对欧俄任何的“走近”保持警惕，甚至不惜就“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发起制裁。这种看似矛盾的做法导致本已承压的美欧关系雪上加霜，作为跨大西洋联盟主要载体之一的北约一度被称“脑死亡”。

最近，拜登对俄罗斯在美国对外关系中的定位引起广泛关注，他说“从对国家安全和盟友关系的破坏性来看，俄罗斯是美国的头号威胁”。不少分析认为，与现任政府的模糊性对俄政策相比，拜登或将改变特朗普政府视盟友为“负资产”的定位，增加对乌克兰、波罗的海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支持，强化这些国家作为“抗俄一线”的定位，通过塑造“共同威胁”来重振北约内部凝聚力。同时也借此削弱欧洲在政治外交上的独立自主性，将欧洲的对俄政策捆绑在美俄关系之上。

其次，强调结构性矛盾和价值观冲突，重绘对俄政治“红线”。美国战略界普遍认为，本届美国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导致民主价值观在世界范围内遭遇危机。拜登在竞选中已多次强调，将构建由民主国家组成的“统一战线”。美前国务卿希拉里也曾表示，重建美国国内和同盟国家之间关于民主价值观的共同认知将是拜登政府的首要任务之一。

因此，如果拜登执政，他大概率会将美俄关系定义为“民主与专制”之争，强化美欧对俄制裁的同步性，突出乌克兰问题和“普京路线”等美俄关系中的结构性矛盾，利用俄对后苏联空间掌控力衰减推动“新型颜色革命”，将民主、人权等问题作为延续美俄对抗主基调的动力。

第三，对俄在美国大选中的所谓“干涉”进行报复。民主党认为俄罗斯发动的网络战、舆论战导致希拉里2016年时“惜败”。今年9月，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指称俄政府支持的黑客组织通过散布虚假消息“诋毁”拜登，试图削弱选民对民主党的信心。拜登本人在竞选中也曾要求政府借鉴“9·11”事件调查委员会模式，对俄干预美国大选进行独立调查。因此，不能排除拜登将来会启动“通俄门”调查2.0版，以调查“干预选举”为由压制有关放松对俄制裁、缓和美俄关系的内部呼声。

除了主观因素，美俄关系还受制于诸多客观条件。本轮美俄关系恶化的周期始于2011年俄国内爆发的数次反政府示威游行，并在2013年乌克兰危机后急转直下。而合作“空心化”问题，是美俄关系屡次重启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两国在反恐、军控等传统领域的利益交汇不断缩小，而在经济、金融、科技、教育、文化等“低政治”领域的合作又长期疲软。比如2019年美俄双边贸易额仅为270亿美元左右，脆弱的利益嵌入关系伴随着新矛盾点增加必然迅速瓦解。

而在观念认知上，美俄关系也始终无法抹去“冷战遗留”的印记。美国部分精英仍坚持“历史终结论”作为对冷战和苏联解体的基本认识，以“胜利者”和“失败者”的二元对立视角处理双边关系，美前总统奥巴马关于俄是“地区大国”的认识，间接造成俄以拓展地缘空间维护“世界大国”地位的强烈需求。在俄看来，结束冷战是苏联主动做出的战略选择，俄应继承苏联作为世界大国的“身份遗产”，全面参与世界政治、安全、经济等体系的构建，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东欧、中亚等苏联传统地缘影响范围的动作尤其反感和警惕。两国全方位的认知差异不但延伸至政府的行为方式上，也贯穿于其他政治精英和社会舆论的话语体系中。

不过，也需看到国际格局变化下美俄存在“有限妥协”的新需求。美前国务卿舒尔茨、前国防部长佩里等百余位前政要和著名学者今年8月曾联名发表《重新审视对俄政策的时机已经到来》的公开信，呼吁美国政府采取措施改善俄美关系。美战略界一些人认为，需要寻找有限的对俄妥协方式，尤其要瓦解中俄“准联盟”关系。比如美前驻欧盟大使詹姆斯·杜宾斯就说，美国可以借鉴冷战经验以威慑、信息战和联盟体系等方式遏制俄罗斯，但“中国带来的挑战难以单独应对”。

俄罗斯从总理普京到外长拉夫罗夫等都已明确表态，要对美国挑拨中俄关系保持警惕。即便如此，可以预见的是，拜登如果上台还是可能利用俄对《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续约需求，寻求与俄在全球战略稳定、北极合作、降低军事冲突风险和危机管控等有限议题上开展合作。

（作者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文章转自环球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