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之春”已经整整延宕十年，因此有人称其为长周期的“阿拉伯之春”。十年来，中东地区在国家转型方面，迄今没有成功转型的范例，更谈不上有借鉴意义的发展模式；在地区和平方面，原有和新生的热点问题无一得到彻底解决。

这十年，中东乱象不断。首先，外部大国的主导能力在下降，但同时大国关系的复杂性上升，带来的破坏性更强。比如美国特朗普政府在巴以问题上的极端做法；又比如美俄、俄土等在许多问题上既斗争又合作的关系，都不利于地区局势的稳定。

其次，地区国家分化组合的复杂性增加。在沙特与伊朗持续对抗的同时，土耳其与沙特矛盾的激化，海湾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媾和，围绕地区热点问题的各种阵营组合令人眼花缭乱，地区格局的冷战化、代理人化、宗派化特征日益突出。

再次，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并存。在大中东地区，原有的内战或准内战（叙利亚、也门、利比亚、伊拉克）、国际冲突等传统安全危机持续恶化，且新的风险源不断增加（如近期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纳卡冲突以及土耳其、以色列等中东国家的强势介入），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核扩散、难民、海洋权益争端（尤其是东地中海）、水资源争夺等危机持续加重。

最后，中东的国家转型和国家建设异常困难。当前许多中东国家都面临国家转型和国家建设的压力，国家转型之困在于迟迟找不到合适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国家建设之难在于其政治经济发展难以摆脱外部控制和内部身份政治（教派、族群等）困扰。

这样的中东乱局有其系统性根源。第一，中东地区体系存在强外部输入性和外部干预性。中东地区体系形成于殖民主义的历史遗产之上。中东地区事务、热点问题和国内问题，均无法由地区国家合作或国家内部自主性解决。中东地区事务主导权主要掌握在美国、俄罗斯、欧洲大国等的手里，中东的地区主义十分孱弱。地区国家之间尤其是地区大国干涉他国内部事务，构成第二层次的外部干预，并在许多热点问题上形成双层或复合代理人博弈，当前的中东热点问题均陷入双层或复合代理人博弈，这是中东热点问题久拖不决、难以政治解决的主要根源所在。

还有，无论是殖民时期的殖民统治和委任统治，还是冷战时期东西方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对中东国家的深刻影响，以及冷战后西方的“民主改造”和新自由主义对中东政治经济发展进程的强势干预，都使得中东国家的发展路径具有严重的外部依赖性。与此同时，本土的民族主义和伊斯兰运动受挫及其与外来思想和制度的冲突，进一步强化了中东国家的发展之困，导致治理赤字和发展赤字日趋深重。

第二，中东地区体系存在强对抗性和竞争性。地区国家间缺乏安全互信，传统零和博弈的安全困境观念仍是地区国家安全观念的共识。如沙特与伊朗的对抗、沙特与土耳其的竞争构成当前地区国际关系的两条主线，而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媾和则是极具消极性的合作，其重要原因在于对抗伊朗和美国的操控；国内层面，政府与反对派的关系、教派关系、族群关系、部落关系、宗教与世俗关系，同样围绕权力和财富的分配形成对抗性和竞争性关系，甚至走向内部冲突，并为代理人战争创造条件。如“阿拉伯之春”以来埃及等国家的教俗对抗等困境，叙利亚、也门、伊拉克、利比亚的教派、族群和宗派冲突都是其具体表现。

第三，中东地区体系面临强身份政治的困境。一方面，中东民族国家的构建深受超国家和次国家认同的困扰，这两类身份政治撕扯下的中东民族国家建设屡遭挫折。另一方面，作为民族国家构建基础的世俗民族主义又受到泛伊斯兰主义等伊斯兰思潮的冲击，甚至发生矛盾冲突。

因此，基于身份政治的困境既影响民族国家构建，同时由于民族、宗教、教派的身份认同具有跨国性，又使其不断外溢以致影响地区国家间关系，甚至酿成国际冲突。“阿拉伯之春”以来，沙特与伊朗的民族和教派对抗，土耳其内政外交中“双泛”复苏，叙利亚、也门、利比亚的教派冲突等，均是中东强身份政治带来困境的表现。

由此可见，外部干预、安全困境和信任缺失、身份政治，构成了中东乱局的地区体系根源，十年来的“阿拉伯之春”不仅未能解决、甚至进一步加剧和激活了上述困境。实现独立自主、建立安全互信、摆脱身份政治的羁绊，进而完成国家建设和地区秩序的构造，是中东实现和平与发展的出路所在，但这一切对目前的中东来说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文章转自环球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