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五年，即使疫情解除，世界也不会立即恢复原样。同时，世界还面临着不确定性，还面临着很多结构性变化。通过数据来看，目前世界上面临的九大超级问题不仅没得到缓解，反而在当下和未来将进一步恶化，更为重要的是过去解决这九大问题的一些传统方法在目前的格局中都已失效，因此在这种状况中，在战略性思考的时候就需要超越历史的框架，来进行一些新的思路构建。

当前，对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大疫情下的中东国家而言，面对着远超过其他地区的多重压力，协调历史遗产与现代性的关系，从依附性发展走向自主性发展，完成国家建设和治理能力的建设，无疑将是其在21世纪的长期课题。

拜登团队对《伊朗核协议》很看重，在胜选消息经媒体宣布之后，拜登团队与伊朗政府之间有一些积极互动。不过在特朗普政府退出《伊朗核协议》后，伊朗在铀浓缩方面有一些报复性活动，尚不清楚这些活动是象征性的还是实质性的。这需要伊朗澄清，这个过程需要一点时间。但由于半年后伊朗也会选举新总统，或出现新变数。所以拜登拥有的时间并不多。

尽管美日印澳对华“经济脱钩”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过，“对华竞争”几乎是美国会两党共识，这决定了美国大选的结果很难从根本上改变其对华战略竞争的主基调。加之美日印澳在对华政策方面的共同需求和四边机制自身的延续性，前述相关举措很有可能继续推行。对此，中国要保持战略定力和战略自信，努力化解美日印澳对华“经济脱钩”风险。

拜登新政府面临的一个任务是与中国一起重建中美关系。重建中美关系，双方需要把各自战略意图说清楚，让相互之间有深层次的了解，并建立初步的互信。同时双方应以务实态度，聚焦合作，把能做的事情立即做起来。尽管今后中美关系回不到拜登任副总统时，拜登任内的两国关系将是合作与分歧共存的关系，但不管主客观因素发生多大变化，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这个道理没有改变。中美只有合作，才能走向更美好的未来。

拜登新政府在外交上会朝着“欧洲再平衡”方向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会放弃亚洲。对中国而言，“欧洲再平衡”对中美在多边领域合作的空间扩大、成果增加是一个利好，对缓和中美双边关系的紧张有益。不过，同时也要看到，“欧洲再平衡”也可能对中国产生新的战略压力。对此，中国应尽可能地扩大中美欧的合作空间，提高合作质量。

北约是冷战产物，更是美国以冷战思维强行塑造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关键组织，它本应消失，但它至今的演变内涵如此复杂，以至于它同时拥有了一些超越冷战的功能。未来的美国政府可能对北约再次注入活力的政策将会导致大国关系的更多动荡和国际安全格局的更大撕裂。

过去四年的美俄关系，双方一直在寻求某种突破。目前从拜登已有表态和民主党以往对俄政策来看，“俄罗斯威胁”或将成为他和民主党凝聚跨大西洋共识的重要依托，美国可能回归对俄挤压以及“遏制+削弱”的传统战略取向。不过，也需看到国际格局变化下美俄存在“有限妥协”的新需求。美战略界一些人认为，需要寻找有限的对俄妥协方式，尤其要瓦解中俄“准联盟”关系。

拜登上台可能会为中美关系带来一个“喘息期”，但由于“对华接触政策”需要调整已成美国朝野共识，他也难改两国走向竞争与对抗的大趋势。此外，在美国老百姓受损失较大的领域，对华关税或有放松，但其他领域则需艰难和长期的谈判。拜登上台后，美国在关键核心科技领域对中国的打压不会放松，但“脱钩”的范围有望缩小。最后，特朗普会利用在任上的剩余时间，固化自己任内的各项政策，很可能利用这段时间继续破坏中美关系。但如果特朗普将注意力放在美国内的选举斗争和法律诉讼上，则会降低发生重大危机的风险。

后疫情时代，亚太地区各国充分认识到区域合作对于常态化抗疫和复苏地区经济的重要性，而这些合作是离不开中国的。基于这种认知，地区国家会极力避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这就不难理解日印澳在此次“四边对话”中的表现。可以说，新冠疫情加大了“四边对话”的分歧与合作难度。这些新变化对中国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