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美国大选临近尤其是民主党选情看涨，欧洲开始对“修复跨大西洋关系”有了更多期待。民主党很容易让欧洲人联想起曾经的奥巴马时期，而且拜登和特朗普的人设不同，他在竞选中还提出了要“重整盟友关系”的主张，这让欧洲看到了“重振跨大西洋关系”的希望。

但现实或许会让欧洲再次失望：对于欧洲来说拜登可能是比特朗普更好的选择，但未必是符合欧洲期望的答案。美国的一次政党轮替也不会彻底消除欧美关系中已暴露出的结构性矛盾，更何况当今世界格局的加速变化，也不会给欧美关系的从容“修复”留下太多的时间和空间。

特朗普并非“例外”

特朗普当政后，欧洲曾一度处于恍惚状态：特朗普的言行尤其是对欧洲盟友的态度，几乎颠覆了欧洲人对美国的认知和想象。因此欧洲内部的“亲美派”一再用“特朗普现象只是美国的一场例外”来不断说服自己，并根据和美国相处的经验，认为特朗普不过是“大号的小布什”。

在美国对欧洲开征高额关税后，欧洲还试图沿用当年对付小布什的策略去影响美国国会和一些共和党的票仓州。只是在特朗普轮番打击、欧洲诸般手段失效后，“特朗普例外论”才逐渐沉寂下去，欧洲人不得不正视欧美关系的系统性变化。在民主党选情看好、拜登团队对欧示好的形势下，“特朗普例外论”会再度兴起：民主党获胜会被赋予美国政治重回建制派正轨、美国外交重拾结盟传统的意义，因此“跨大西洋关系”有救。

但欧洲这种暗自庆幸的心理难以回避的是，特朗普并非美国政治的暂时和孤立现象，美国外交也并非只有威尔逊这一脉传承。特朗普的内政外交实质上延续了奥巴马时期“内固本、外转向”的根本目标，只不过奥巴马还有耐心陪着欧洲谈“规则”，而在国内民粹主义的支持下，特朗普则将和欧洲“谈规则”转变成了给欧洲“立规矩”。

即便特朗普在选举中败北，在他四年任期内不断用单边施压给美国民众换来的及时获利感，已经板结成美国对欧“政策土壤”的一部分，民主党不会把“美国第一”挂在嘴边，但在政策上会继续身体力行。就算民主党想要重回气候变化协定、世卫组织甚至伊核协议，想拿出更多耐心和欧洲搞经贸谈判，但要在美国的政治环境中实现这些政策转向绝非易事。拜登上台并不意味着奥巴马回归，更不是威尔逊复活。

欧洲已今非昔比

现实、老道一些的欧洲政治精英对于欧美“欢好如初”并不抱太大期待，只希望“跨大西洋关系”能回到特朗普当政前的状态，但这种愿望刻意忽略了欧美关系中的结构性矛盾，也刻意回避了欧洲在应对“大西洋变局”中已发生的变化。

欧美的经济利益之争不仅是关税多少、市场准入的问题，更是发展理念和产业竞争的矛盾。欧美在产业上的高度重合和在劳动生产率上的高度竞争，是特朗普不愿放过德国汽车业和法国农业、波音与空客互打补贴战的根源。同样，欧美在“数字税”和“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上的对峙，是双方在产业布局和能源战略上深层次矛盾的体现。民主党执政的前景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结构性矛盾。

同时，欧美之间的互怼互损也不仅是相处方式的差异，更是价值观念与战略目标上的分歧。美国曾是西方世界中在价值观和硬实力上的双重领袖，但特朗普的内外政策很难让欧洲看到确保硬实力坚挺的前景，还搭进去了欧洲质疑美国的政治方向、美国对欧软实力直线下降、西方价值观中心向欧洲转移等代价。即便民主党上台，欧洲也不会轻易放弃从特朗普那里争来的西方价值观的半壁江山。

同时，美国要从战略上维系霸权、成就“第一”，就需要垄断资源、掌控权力，尤其要确保对盟友的绝对实力优势和绝对主导权，欧洲所看重的区域一体、国际规则和多边主义等等，在美国眼中都成了竞争、障碍和约束。

美国对欧洲在政治、利益和情感上的多重伤害，倒逼出了欧洲要把握自身命运的“战略自主”，这意味着欧洲需要树立可信的地缘政治形象、形成一致的对美政策并全面减少对美国的各种依赖，这也成为欧洲大国要在困境中驱动一体化的重大外部动力。

国际格局已深刻变化

很难想象在美国对欧政策稍有缓和、欧美互信尚千疮百孔、诸多矛盾仍悬而未解之时，已经开启对美战略自主的欧洲会立刻改弦易辙。拜登上台并调整对欧政策，或许会在欧洲的部分国家和部分人群中产生应和，但很难让欧洲整体迅速从对特朗普的记忆中挣扎出来，也很难阻止欧洲停下追求自身战略利益的步伐。

2020年美国大选难以拯救“跨大西洋关系”的更根本的原因是，“大西洋变局”并非只是欧美之间的内讧，而是国际格局深刻变化的产物。美国霸权战略转向亚太、欧洲合作重心转向东方，双方又因此在全球资源分配和权力秩序重组上进行争夺，这是国际权力“去中心化”和世界政治多极化的必然，这一历史趋势自然就更不是一次美国大选的结果所能改变的了。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所长，文章转自环球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