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伊斯兰国”已取代“基地”组织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核心和大规模恐怖袭击的主要实施者，以及极端意识形态的传播者和世界各地极端组织的效忠对象。“伊斯兰国”强调打击“远敌”（西方）和“近敌”（世俗的阿拉伯政权及其支持者）并重，同时强调对任何反对者采取“进攻性圣战”。可以说，根除“伊斯兰国”已成为全球性难题。而最终取得针对“伊斯兰国”战争的胜利，除了要看美国如何调整反恐策略和地区政策，以及美国与俄罗斯加强协调，还要考虑地区冲突其他各方的关切。

从俄罗斯与芬兰“特殊关系”的历史经验已经不难看出，芬兰的中立，不仅对俄罗斯和芬兰两国，而且对整个北欧地区紧张局势的缓解和未来持久的和平都有着重要意义。芬兰的发展也仰赖历届政府奉行和平、中立、睦邻政策。而普京的强硬表态，与其说是警告，不如说是提醒。乌克兰危机殷鉴不远，芬兰面对北约的诱惑和乌克兰的前车之鉴，更应当坚持和平、中立、睦邻的政策，而这正是它生存繁荣之道。

习近平七一讲话高屋建瓴、气势磅礴，彰显了一以贯之的中华“务实王道”，即义利兼顾、德力俱足、刚柔并济、兼善天下，其将直面个别西方大国“强权霸道”的挑战，并将不断趋利避害、稳中求进、迎难而上、顺势而为。

中欧关系不断发展，产生分岐和问题在所难免。关健在于从战略全局来处理问题、管控好分歧，中欧关系就能不断取得新进展。在新形势下，中欧之间的共同利益更是远大于分歧。双方领导人如能从战略高度审视和处理中欧关系中出现的问题，通过平等协商，求同化异，携手共进，必将推动中欧关系更上一层楼。

全球经济一体化是一种不可阻挡的客观趋势。并且自地理大发现和工业革命以来，全球经济一体化就始终在进行。只不过迄今为止，这个过程主要是一种以恶的方式推动的。以脱欧事件为标志，接下来的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方式一定会发生重大调整。这次英国脱欧最大的损失者是美国。因为脱欧事件的发生，使得美国的既有战略将很难继续推行。从这个角度看，英国脱欧事件反而是有利于世界多极化的发展的。

中国同美国及南海争端国目前虽有利益冲突，但美国及东盟国家也不愿意看到南海爆发战端，中美之间合作仍是主流。目前的危机如果应对得好，会促使各方更清醒地认知其同中国的真正利益关系，进而为合作提供动力。处理南海问题应当同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和推进中国东盟自贸区紧密结合起来。与此同时，我们要研究、洞悉对方释放的信息的真实意图，找准冲突的临界点，然后精准发力，化解危机。

战略对冲是日本自古历来的一种生存方式，在日本外交主轴为美国的前提下，日本貌似主体性缺失，但仍“小动作”不断。这看似矛盾，实则仍不断权衡自身利益，以求优势的最大化。现阶段唯有稳定的中美关系，才有稳定的中日关系的可能，才会消弭日本战略对冲的负面影响。因为安全困境的构造机理在于中美的竞争性关系之上，这样也日本战略对冲存在的基础。若中美竞争关系得以消弭，则无法建立对冲。日本再想保持自身的存在感，唯有选择与中国合作。

目前面对欧洲政治压力的俄罗斯，会是英国退欧的最大受益者。要求一个自身难保、经济停滞的欧洲团结起来遏制对抗俄罗斯，将非常困难。即使欧洲不发生多米诺骨牌式的退欧浪潮，英国退欧也不免会动摇世界各国包括乌克兰对欧盟的信心。此外，长期以来欧盟国家并非一群试图通过团结起来摆脱美国的控制的仆从国，相反，欧盟在政治、军事、意识形态上都是美国战后建立的西方秩序的一部分。而英国退欧拆掉了美国通过英国影响欧盟外交政策的这一有力杠杆，塑造了一个在外交上更自主独立的欧洲。

G20杭州峰会是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及其规则制定的一个重要标志，将推动全球治理机制和世界经济秩序朝公正合理非岐视方向发展。这反映在中国提出的如下三个重要议题将成为会议的共识。一是通过改革完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重在增加新型经济体在国际经济和金融机构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使之更能反映和适应世界经济格局深刻变化的现实。二是创新和完善G20机制，加快推进其从危机应对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变，巩固和加强其作为全球经济治理主要平台的地位，以结束西方发达国家通过G7对世界经济及其“游戏规则”的操纵和垄断。三是推动世界经济包容联动式发展，重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