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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原洪:山雨欲来风满楼——当前全球战略安全形势
发表时间:2016-08-17 17:04 来源:国际网
无论谁当选美国下一任总统,继续推行“霸权政治”是不会改变的,这是美国国家利益所决定的。面对内外困境,美国在对外行动中会有更大的不可预测性、冒险性。全球战略安全环境正孕育着重大变化。世界上再度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不是不可能的。坚定地贯彻实施党中央确定的强军计划,做好能打仗、打胜仗的一切准备,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当前国际关系错综复杂,国际形势紧张动荡,全球战略安全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今年5月底中俄两国领导人关于加强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指出,“当前影响全球战略稳定的消极因素正在世界各地增加,我们对此感到担忧”,“中俄两国要尽一切努力,防止世界大战悲剧重演”。

威胁全球战略稳定的主要因素在于美国霸权主义。它为了维系其世界霸主地位,执意与中俄两国为敌。为了遏制中国的崛起,它在“亚太再平衡战略”名义下,调集60%的海空军力量到亚太,极力炫耀武力;以朝鲜“核威胁”为借口在韩国部署危及中国战略安全的“萨德”反导系统;蓄意搅乱南海局势,挑拨中国与东盟国家关系;强化美日韩和美日澳军事同盟,构建“亚洲北约”,以围堵中国。为了遏制俄国的复兴,它制造了乌克兰危机,并以俄收复克里米亚为借口,坚持对俄实施经济制裁;以保护中东欧国家安全为名,扩大北约在俄周边地区的军事存在,频繁举行针对俄的军演;完善在欧洲的反导系统,以进一步打压俄罗斯。

美国霸权主义表面上看气势汹汹,其实显示出越来越力不从心的态势。它目前面临着几大难题:

一、经济形势不给力

美国经济复苏虽快于其他发达国家,但并未摆脱“低增长、高失业、高赤字”的发展模式的困扰;而且有陷入“长期性停滞”的风险。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卢2014年6月发表讲话指出,未来10年,美国经济平均年增长率为2.1%,大大低于1948年至2007年3.4%的历史平均水平。不少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经济已达到“增长极限”。经济增长乏力导致失业人口居高不下。今年美国实际全职工作的美国人比例仍未达到金融危机前水平。

形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有三:

(一)“潜在增长率”明显下降。由于生产率下降、就业人口减少、供需水平都降低,“潜在增长率”(即在失业率保持稳定、通胀率维持不高水平下的经济增长速度),已从20年前的3.5%下降到如今的1.75%。这显示美国经济严重缺乏增长后劲。科技创新也很难扭转这一趋势。

(二)债务水平持续增长。美国国债从2008年的10万亿美元窜升至如今的18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10%,相当于美国财政收入的7倍。美国家庭私人债务从1980年每户平均9300美元提高到2015年的6.5万美元。这表明,美国今日经济的“繁荣”要靠举债维持,难以持久。如此高的负债水平,不仅降低了美国抵御新的金融风险的能力,也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美国已从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变成最大的债务国。美国前财政部长萨默斯曾指出,很难设想美国做为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却是负债最多的国家,还能维持多久。

(三)经济“金融化”日益严重。金融业在美国经济中所占比重从1980年的4%上升到目前的7%,其赢利占所有企业赢利的四分之一,但只创造了4%的就业岗位。金融业实际上已不再为实体经济服务,而是为它自身。其结果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节,经济增长放缓,失业率攀升。

美国经济今日的困境,源于美国政府多年来推行新自由主义,它使资本主义制度固有弊端俞益突出。它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虽为其赢得更多海外利润,但也加剧了国内实体经济的萎缩,增加了失业人数。这是美国资本主义体制内部造成的危机,难以解决。

二、社会严重分裂

正在进行中的美国大选,无论共和党的“特朗普现象”还是民主党的“桑德斯现象”,都折射出美国社会出现严重的分裂。具体说就是政治精英和普通民众之间的尖锐对立。希拉里和特朗普分别代表民主、共和两党最终角逐,前者是政治精英的“典型”,后者是普通民众的“代言人”。

当今美国社会的分裂,不是传统意义上左与右,或者说自由派与保守派之间的分野,而是社会上层与下层、体制内与体制外两种力量的争斗。美国知名历史学家乔治˙纳什这样写道,“美国政治存在着危险的裂痕。比起此前左右之间的裂痕,现在是以社会、经济为轴心,所见之处都存在着上层与下层之间的裂痕。大部分下层人希望特朗普能替他们说出心中的愤怒。他们不知道上层人在想什么,只知道他们蔑视自己。这一年上下之间的紧张关系更趋激烈,终于达到意识形态上的‘内战’状态”。这也就是说,美国社会当今的分裂不是由于政见差异,而是由于不同人群在社会上经济地位不同造成的。换句或说,这是不同阶级之间矛盾演变而成的“内战”。

美国社会呈现如此严峻的阶级对立,并非短期内形成的,而是美国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贫富两极分化的弊端长期作用的结果。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盛行的新自由主义思潮驱动下,美国推行的以全球化(实为美国化)为核心概念的战略更使美国社会贫富差距达到前所未有的惊人水平。美国成为世界上贫富悬殊最为严峻的国家。据美国报刊披露,2015年美国500家大公司高管(CEO)平均年收入1240万美元,是美国普通工人平均年收入的335倍,而在1980年时只有42倍,也就是说在原来基础上又翻了8番。

2008年起源于华尔街的金融危机,更进一步扩大了贫富差距。美国0.1%的最富有家庭拥有的财富等于90%美国家庭财富的总和。这场危机不仅导致最贫困人群更加赤贫,而且使得本被视为“美国经济富裕、政体稳定基石”的中产阶级也加速衰落。如此尖锐的阶级矛盾诱发了几年前被当局以“扰乱社会秩序”为名予以取缔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而现在形成围绕大选的乱局,就不足为怪了。

折射出难以调和的阶级矛盾的政治精英和普通民众相互仇视的情绪,绝不会因为大选的结束而化解。无论谁当选下任总统,这都将是面临的最大挑战。内外政策都会进行必然的调整,不会一切照旧。说到底,这是美国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也是美国“霸权帝国”走向衰落的明显标志。

三、联盟体系显裂痕

美国推行“霸权政治”,维系其“世界领导地位”,除发展超强军事实力外,主要依靠它在世界各地建立起的带有军事色彩的联盟关系网。美欧军事同盟及在此基础上成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美国霸权主义的主要抓手。

可是,随着世界形势的演变和各国力量对比的变化,在美国建立起的联盟体系中各种嫌隙渐生,裂痕越来越明显。造成这种局面既有美国自身的原因,也有美国盟友的因素。美国从一己私利出发,罔顾盟友的利益关切,实际上把联盟体系做为控制、利用盟友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盟友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不愿继续一切受制于美国,谋求在国际事务中有更大的自主性。以色列因伊朗核问题同美国公开闹翻;沙特因美国支持“阿拉伯之春”而同其疏远;北约欧洲盟国因在对俄政策上的分歧和对欧洲形势看法的不同而拒绝提高军费开支,闹得双方相互指责,离心离德。此类事例,比比皆是。

最新例证是英国公投脱欧和土耳其未遂政变。英国多年来在欧盟内部起着美国“代言人”的角色。为阻止英国“脱欧公投”,不仅奥巴马本人从一开始就告诫英国不要脱离欧盟,在今年4月末访英时公然威胁英国说,如它脱离欧盟,再要与美国谈判贸易协定,必须“排在末尾”;而且还动员了13位前国务卿和国防部长、8位前财政部长、5位前北约盟军司令,以发表讲话、联名致函英国民众等方式,警告英国不得脱欧,否则要承担一切后果。正如事后英国媒体指出的,美国如此露骨地干涉英国内部事务,对英国公投起了“反作用”。英国公投结果公布后,奥巴马虽改口表示尊重英国决定,美英“特殊关系”不变,但芥蒂已生,难以挽回。

土耳其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主要盟友,但在叙利亚问题上美土双方有分歧。美国为打击“伊斯兰国”,大力扶植与土关系不和的库尔德武装力量,本已引发土政府不满。此次土发生未遂政变,诸多迹象显示背后有美国插手。土认定旅居美国的居伦是政变幕后黑手,要求引渡回土,美方百般推诿,导致土美交恶。看来双方关系短时间内难有根本改善。

英美、土美关系生变,对美国一手建立起的联盟体系损害甚大,影响是深远的。

无论谁当选美国下一任总统,继续推行“霸权政治”是不会改变的,这是美国国家利益所决定的。面对上述内外困境,美国在对外行动中会有更大的不可预测性、冒险性。

全球战略安全环境正孕育着重大变化。山雨欲来风满楼。世界上再度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不是不可能的。坚定地贯彻实施党中央确定的强军计划,做好能打仗、打胜仗的一切准备,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前驻欧盟大使)

责任编辑: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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