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2016年军事政变究竟是不是埃尔多安的昔日盟友居伦所为，毋庸置疑的是，它必定会给土耳其政坛带来巨大影响。就长远而言，它是土耳其文武关系转变的标志性事件，文官政府将取代军人监护政权，军队对政治的影响力大大减小。

2016年7月15日，土耳其发生未遂政变。政变军人一度扣押土耳其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并通过电视台宣称已接管政权。其后总统埃尔多安号召民众集会支持政府，不久局势发生逆转。大批埃尔多安支持者上街游行冲击政变军人，埃尔多安飞机得以安全降落后，随即发表讲话宣布政变失败，他仍掌握国家权力。

事后土耳其政府指责流亡美国的穆斯林教士居伦为此次政变的幕后策划者，接下来数日里大批军队、司法、警察、教育系统人士被捕。未遂政变不仅引发土耳其国内局势剧变，还引起外界广泛关注。

事实上，对土耳其近代史稍有了解的人一定不会对军事政变感到陌生。自1960年以来，土耳其已经发生过四次成功的军事政变。与以往的军事政变不同，此次政变以失败告终，但似乎在意料之内。

首先，此次政变未获得多数军方高层支持，军中响应政变者寥寥。陆军第一军军长称此次政变说军中的“小团伙”所为。其次，政变军人和隶属于政府的警察、宪兵力量对比悬殊。此次政变中军队向警察、宪兵缴械给人警察打败军队之感。然后，此次政变准备不足。

过去政变中，军队会迅速控制政府首脑、党派领袖；反观这次政变，实施者似乎显得有些“业余”：尽管俘获了总参谋长，却没能控制住政府核心人物。最后，政变不得民心。政变发生后，大量埃尔多安支持者响应号召走上街头，对局势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

这一系列因素的背后，实质上是土耳其文武关系范式的新变化。文官政府加强对军队掌控，日渐处于权力中心；军队逐渐远离政治，成为边缘角色。由此，土耳其的文武关系由传统的社会与军方直接联系、将政治置于其次，转变为社会相信政治、将军队置于其次，这一范式的转变意味着军人干政可能终结。

而这个分水岭出现在正义和发展党（以下简称正发党）执政之后。之前，由于多党联合执政，政府更迭频繁，威望日益削弱；而军方保持超然独立的地位。而正发党执政以来，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显著而微妙的变化。

正发党自上台以来，就和军方龃龉不断，主要从三个方面削弱军队的权力和影响力，并且在双方博弈中逐渐占据上风。

一是机构改革。正发党上台伊始就积极寻求加入欧盟，借助欧盟等国际力量来打压军方，并以欧盟要求文武关系民主化为由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将国家安全委员会降格为顾问咨询机构、将国安委秘书长变为行政职位，并在该机构中增加文官数量，使之成为主要成员。

此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一直被视作是军方影响政治的重要途径，1982年宪法中规定内阁应优先考虑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决议。与此同时，埃尔多安政府削弱了军方的另一重要机构——公共秩序和援助部门（Public Order And Assistance Units）权力，限制了军方在反恐问题中的主导权。此前，这一机构授权军方在没有文官政府同意的情况下执行国内安全任务。

二是与军方联系紧密的司法体系也受到削弱，从而限制军方的活动范围。宪法法院的权力被限制，减少军队对民事案件审理影响；通过宪法修正案限制军事法院管辖权，将针对国家安全、宪法秩序的犯罪行为转为民事法院（Civil Court）审理。

特别是在2013年，将土耳其军队内务法（Turkish Armed Forces Internal Service Law）第35条有关军队职责的规定，由“保卫土耳其国土安全、宪法和共和国”改为“保护土耳其免受外来侵略，经土耳其大国民议会批准方可执行境外任务、维护国际和平”，大大限制了军方在国内事务中的权力。

三是人事变动。埃尔盖内孔审判和大锤审判（Ergenekon and Balyoztrials）使得军队走下了神坛。这两起案件在土耳其国内引起巨大震动，大量军官被捕，而军方也由于反民主行动而受到第一次指控，改变了军队作为国家政治秩序坚定守护者的形象。不过这两起案件分别在2016年4月和2015年3月因证据不足发回重审。尽管如此，经此一役军方可谓损失惨重：大批军方人士遭到撤换，海陆空三军首脑被迫提前退休，由亲政府人士接任。

从此，政府实现了对军队人事的控制，从这次未遂军事政变中参与者寥寥，可以看出整肃军队的成果。此外，当军队被塑造成威胁国家安全的力量时，激起普通大众的愤怒之情，极大地损害了军队的权威。与此同时，埃尔多安政府还发起了对以往政变策划者的“司法清算”，并以此为由主导修宪。

总之，2002年以来，埃尔多安领导的文官政府凭借加入欧盟谈判的机会，开始限制军方的力量，使得军队“监国者”的地位有所弱化。特别在2003年8月，由正发党控制的议会通过了关于军队和文官政府关系改革的“一揽子协调计划”，具体内容包括限制军事法庭对文官政府的管辖权、审计法庭负责对军队开支和产权进行审计等，极大地削弱了军方的政治影响力。此外，试图采取和平对话的方式解决库尔德问题，意在减少军方对该问题的干涉。

与军队大权旁落相对的是，文官政府的权力不断增强。与过往多届脆弱的联合政府不同，正发党连续四次在大选中大获全胜单独组阁，埃尔多安本人也在担任两届总理后成功竞选成为总统，此前还从未有中右政党获得如此骄人成绩。在正发党执政期间，土耳其经济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教育、医疗、交通都大幅改善，底层民众的生存状况得到很大的改善。

这些人多是穆斯林，生活水平的提高加之正发党的伊斯兰色彩，使底层民众自然对正发党青睐有加。这些执政成就使得该党在中下层民众中具有广泛的民众基础，尤其是政变中埃尔多安一呼百应，更是凸显正发党社会动员能力不容小视。

综上，文武（文官政府和军队的）关系一直是横亘在土耳其民主化进程中的拦路虎，理顺两者关系并非朝夕易事。在文官政府一系列的“一揽子协调计划”下，军方实际上处于“温水煮青蛙”的过程中，“监国者”的地位逐渐弱化。特别是当具有伊斯兰色彩的民选政府走世俗化改革的道路时，作为世俗化改革支持者的军方便“师出无名”。

但是，作为世俗主义坚定捍卫者的军方不会轻易地放弃土耳其国父凯末尔赋予的历史使命，主动将权力让给文官政府。此次政变便是一大例证，也给埃尔多安领导的文官政府敲响了警钟，显示军方力量仍然是不可忽视的强大。

不管2016年军事政变究竟是不是埃尔多安的昔日盟友居伦所为，毋庸置疑的是，它必定会给土耳其政坛带来巨大影响：从短期看，大量军队、政府、媒体、教育成员遭到撤换，是土耳其政治权力的大洗牌；就长远而言，它是土耳其文武关系转变的标志性事件，文官政府将取代军人监护政权，军队对政治的影响力大大减小。

可以预测的是，此次政变的失败必将给文官政府加大对军队的控制提供新的契机；军队发动政变推翻文官政府的历史可能会就此终结。然而，尽管土耳其实现了西方认为的文武关系民主化，这是否就意味着土耳其民主政治发展的前景一片光明呢？我们将拭目以待。

（作者徐国冲是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助理教授，霍龙霞是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研究生，文章转自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