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继续推进欧洲一体化，就必须进行改革，而不能沿着老路走下去。这是英国公投脱欧后，欧洲政治精英们的共识。但是怎么改，改什么，终极目标是什么，这又是个难解的题。欧盟成员国之间，大小、贫富、新老成员国有着不同利益诉求，很难达成一致。如何弥合各国政治精英与普通民众对一体化认知上的差距，更是一道难解的题。正所谓不改革不行，但改也难。这恰恰是欧盟现在的处境。

土耳其发生未遂政变后，下一阶段最重要的和可能发生的变化是，执政党正发党在军队中的一党独大和对军队的绝对控制，以及总统权力的膨胀，强化对反对党的监控和对外军事干预能力的收缩减弱，履行北约承诺能力降低，与国际社会大国紧张的关系，加上对涉嫌政变的军队官兵和司法人员进行报复清算的运动，将导致在下阶段的安全问题日益严重，土耳其军队与“伊斯兰国”武装和库尔德武装之间的麻烦将剧增。总之，7月15日后的土耳其已非之前的土耳其了。

时过境迁，政治建构的进步极大的重塑了土耳其社会的形态。2002年之后，虽然埃尔多安和“正义与发展党”政府遭受诸多批评，但无法否认的是，“正义与发展党”是按照民主程序规则一步步获取和夯实政治权力的。民主政治的建立，意味着土耳其已经不能再接受军事政变来打断国内政治规则。因此当政变发生之后，大量的民众游行集会，而军队政变者摄于民众力量和内心的道德，没有悍然无所顾忌地向示威民众开枪。埃尔多安也得以重回伊斯坦布尔，政变很快结束。

所谓的秩序就是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精英和民众之间的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今天的危机是过去三大转型的产物。这是从二战之后开始发生，冷战结束之后加速，发展到今天仍然继续。除非减速甚至扭转这三大转型方向，否则人们不得不继续面临日益恶化的秩序危机。人们要不回到前霍布斯时代，要不进行大变革来重建秩序。

从根本上来说，法国国内的恐怖主义问题仍然是一个社会融合的问题，只有妥善解决移民融入社会这一难题，消除族群之间的对立和冲突，才能真正消灭产生激进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温床。要解决这个根深蒂固的难题绝非易事，但如果传统政治精英们还想捍卫法国的价值观，还想确保自身的政治版图不被国民阵线这样的极端势力所蚕食，他们就必须行动起来。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不是国民阵线有多高明，而是他们的失败和令人失望的施政将选民推向了对方。

法国现在的安全处境与其现行的中东政策有直接关系。但事已如此，法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已难以回到从前，占全国人口近10%的穆斯林族群的怨恨、孤立、排斥感难以改变，所谓“文明冲突”的设想已成为现实。在一定程度上，法国因其地理位置之便，已取代美国成为伊斯兰极端势力的首要袭击目标。“伊斯兰国”已宣布法国为头号敌人。如此难题何解？一时间难有答案。

北约当前的困境，归根结底是美苏冷战结束后引发的北约“身份危机”。随着苏联解体、华约组织解散，北约本无继续存在的必要。可美国出于一己私利，千方百计地找借口保留这一冷战时期的产物。美国想把北约变成其称霸世界的工具，主张北约的活动区域全球化。它不仅利用北约东扩，进一步挤压俄罗斯；而且把北约拉入阿富汗战争。现在又在筹划利用北约来对付恐怖主义的威胁。美国对北约这一定位遭到北约内部许多国家的反对。此外世界形势正经历着重大变化，冷战思维已失去作用。美国若欲坚持冷战思维，挑起新冷战，必将会遇到更大挫折。这也会使北约陷入更加严重的困境。

《伊拉克战争调查报告》的公布只是第一步，稍显公正的结论虽然姗姗来迟但毕竟来了。有关美英侵伊战争的调查和争论不会就此终结，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场战争所犯下的罪恶更加昭彰，人们对战争发动者的罪恶目的看得愈加清楚。百万亡灵何归，百万难民何归？美国就此展开调查也是迟早的事情。西方早就有人指出发动伊战使美国从唯一超级大国的巅峰跌落开始走向衰落，巨额战略透支使美国难以承受。“国虽大，好战必亡。”英国已经认错，这是何等的难得。美国还会远吗？

目前，“伊斯兰国”已取代“基地”组织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核心和大规模恐怖袭击的主要实施者，以及极端意识形态的传播者和世界各地极端组织的效忠对象。“伊斯兰国”强调打击“远敌”（西方）和“近敌”（世俗的阿拉伯政权及其支持者）并重，同时强调对任何反对者采取“进攻性圣战”。可以说，根除“伊斯兰国”已成为全球性难题。而最终取得针对“伊斯兰国”战争的胜利，除了要看美国如何调整反恐策略和地区政策，以及美国与俄罗斯加强协调，还要考虑地区冲突其他各方的关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