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次双方会晤中，安倍信誓旦旦说，首脑的互访是日印关系飞跃性发展的根本动力，“希望与印度联手主导世界和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繁荣”。然而，莫迪对安倍这番话的回应是：“亚洲海洋安全保障环境正在发生快速变化，（印度）重视跟日本的海洋合作”。很显然，莫迪的调门比安倍低得多。看来，双方的战略合作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特朗普的竞选表现并无透露出他有意挑战美国基本政治、经济制度的革命性思想意识。因此，在特朗普执政时期，他不可能在事关美国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走向的以下三大根本问题上进行革命性的变革。

特朗普的竞选言论和有关中东政策的谈话，在他未来就职后的政治行动之间会有多少一致性，会在多大程度上忠实于其在竞选期间许下的承诺，要么只是一种选战取胜的即兴策略和吸引眼球的噱头而已。就特朗普个人而言，他一直是商人，不是政治人物。特朗普赢得大选并非是因为他的政策，他是在打一场选战，只是想获得权力。当他“喜出望外”地赢得选战时，选民“没有准备好”，特朗普同样“没准备好”。无疑，他将给中东带来新的变化，同时也带来巨大的悬念。

特朗普对华政策的优先考虑是经贸利益。鉴于特朗普重视重振美国的制造业以为美国蓝领工人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他会更加看重传统贸易，会更多表现出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中美经贸摩擦会加剧。另一方面，特朗普也会欢迎中国扩大对美投资，因为这有助于重振美国的制造业并增加就业，有利于改善美国陈旧的基础设施。特朗普会淡化对华外交的意识形态色彩，也不会与中国在西太平洋强力开展地缘政治竞争，但会警惕中国军事力量发展。中美在亚太地区问题上进行务实合作的机会较多。此外，鉴于共和党一贯的亲台倾向，美台关系特别是军事关系的发展值得关注。

商业巨子出身的特朗普将致力于恢复“美利坚的伟大”，具体说来就是努力捍卫美国的利益。说实话，欧洲在得知美国大选结果后，一直没有缓过劲来：不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欧洲对特朗普政策心中无数，实感忐忑。

转型国家和老牌西式民主国家的故事告诉我们：好的政治必须是现代性与传统性的均衡，也即民主与权威之间的均衡。没有民主的权威是不合时宜的，必须被抛弃；没有权威的民主则是不可治理的，因而也是不可欲求的。自古以来，政治的不变之义就是实现“共同体的善”即“善治”，目前世界政治中的“再权威化”现象是不是在回归本来意义上的政治？

近期像菲律宾和土耳其这些美国盟友的举动可算作主权觉醒的新气象。这种新气象能否成为主权觉醒的新气候，一方面取决于美国怎样调整其结盟政策，另一方面更在于国际安全环境的变化是否有利于主权觉醒。如何改善国际安全环境，使得世界各国无论大小强弱，都能享受和平、安心发展，是全球安全治理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也是世界各国都有责任为之付出努力的伟大事业。

不管2016年军事政变究竟是不是埃尔多安的昔日盟友居伦所为，毋庸置疑的是，它必定会给土耳其政坛带来巨大影响：从短期看，大量军队、政府、媒体、教育成员遭到撤换，是土耳其政治权力的大洗牌；就长远而言，它是土耳其文武关系转变的标志性事件，文官政府将取代军人监护政权，军队对政治的影响力大大减小。然而，尽管土耳其实现了西方认为的文武关系民主化，这是否就意味着土耳其民主政治发展的前景一片光明呢？我们拭目以待。

中俄战略走近引起美国忌惮也是事实。这应引起美国反思。在当代历史条件下，美国坚持称霸世界和遏制中俄战略，是时代错误，注定行不通。须知美与中俄和则共利，斗则俱伤，对抗没有赢家。美应改弦易辙，从视中俄为战略对手转为合作伙伴，与中俄共力构建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这才是三国之福，世界之幸。

目前中美之间（既为对手又为伙伴的）的二元结构矛盾正在突破由华盛顿主导的平衡模式。这是当下中美关系的政治和战略互动态势发生变化的根本动因。也是新关系格局必需面对的主要挑战。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和中国的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倡议，则是以不同方式推出各自对重建平衡的政治战略愿景。前者的目标是要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后者的目标是要建立更加对等的中美关系。近年来中美关系出现的紧张，皆是两种不同战略目标之间张力增大的反映。这是中美关系40多年发展历史中从未出现过的大变局。历史的经验固然是宝贵的，但面对前所未有的新关系格局带来的挑战，我们恐怕终究需要有新的观念和思维方式来超越分歧，凝聚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