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缅甸新政府在现实主义外交上达成方向性的共识已是重大的外交成果。在亚太地缘政治越来越复杂之时，中国需要重新调整和周边邻国的外交关系。相比之下，中缅、中朝传统外交事实上是外交负担，中缅关系的成功转型对中国是减负。更深一步，在中国的东北亚和东南亚外交版图中，也需要现实主义的外交思路，从而摆脱目前的尴尬乱象。当然，中国要努力，其他国家也要与时俱进。

土耳其政局动荡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域外大国中东战略的调整、中东地区大国地缘政治博弈加剧和中东国家内部权力“破碎化”等相互叠加的产物。作为中东地区的支点国家，土耳其政局的变化将牵动中东地区战略格局的神经，对世界大国之间的战略关系、中东地区大国的权力平衡以及中东国家内部宗教与世俗、军队与政治、中央与地方关系产生深远影响。

无论谁当选美国下一任总统，继续推行“霸权政治”是不会改变的，这是美国国家利益所决定的。面对内外困境，美国在对外行动中会有更大的不可预测性、冒险性。全球战略安全环境正孕育着重大变化。世界上再度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不是不可能的。坚定地贯彻实施党中央确定的强军计划，做好能打仗、打胜仗的一切准备，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土耳其的未来不是退守中东和伊斯兰化，而是继续向西拥抱欧盟，以保持土耳其两大文明纽带的作用。后政变时代的土耳其的民主底色不会改变，只是这个国家多了埃尔多安的强人色彩，也多了一些宗教主义的插曲。但世俗主义依然是这个国家的主旋。

当前美中关系确实存在南海等许多严重问题，但与冷战时期的美俄关系非常不同。中俄美之间现在的关系截然不同于冷战时期，已经不再是意识形态之争，而主要是对某些事件的看法和利益的不同。美国不应特别靠近中国或俄罗斯，来反对另一方。新冷战是可以避免的，要跳出中美俄纯三角关系来看待这三个大国的关系，因为这三角关系中有许多其它角色和因素。美中俄都有理由，尽力避免他们之间的关系漂移到冷战式的敌对关系。这需要外交技巧，引导美俄或美中关系离开新的冷战，美国与中国和俄罗斯都保持良好关系，最符合美国的利益。

对太平洋地区美式和平的威胁很可能是从长远产生影响。美国人知道亚洲现在是全球经济中心。因此，奥巴马政府重大外交政策之一就是“重返亚太”——向亚洲转移军事和外交资源，以应对全球经济东方化和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带来的挑战。奥巴马政府还在设法对如何以及何时使用美国军力作出更为谨慎、更具战略性的思考。但实力也是一个理念问题。如果美国认为自己不应在欧洲和中东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那么也会对自己在亚洲实力的持久性表示怀疑。

主导今日世界的是自由主义历史观。自由主义是一种进步的力量，近代以来的确改变了世界。可是事物并非如自由主义所设想的那样单线发展，文明更非像自由主义所想象的那样日渐进步。自由主义历史观因为理想而变得天真，因为天真而变得简单甚至愚昧，到今天不仅很难解释正在发生的历史，更是误导历史。无论是土耳其还是美国的变化，或者其他重大的变化，都意味着人类已经面临一种新的历史。对此，我们必须有足够的准备。

欧盟应警惕出现“修昔底德的陷阱”，更要警惕出现“帝国的过度扩张”。英国脱欧已经说明无论是欧盟也好，还是北约也罢，都不能无限地扩大。无限扩大会导致协调成本和治理成本负担过重，欧盟和北约当前最紧迫的是集中精力搞内部建设，消化内部意见，解决自身安全难题，而不是要建构什么“俄罗斯威胁”或“中国威胁”。

土俄改善关系存在“天花板”，土不可能倒向俄罗斯。如果土以土俄“战略伙伴关系”取代土与美国和欧盟同盟关系，土将在乌克兰、克里米亚、塞浦路斯和中东等一系列问题上作出重大让步。无论从哪方面来说，这都是不现实的，也不符合土根本利益。就西方而言，土横跨欧亚大陆，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土不但是北约的重要成员，反恐前线国家，也承担着阻挡难民涌入欧洲第一道防线的责任。把土逐出“门户”，不但不符合美国和西方的利益，还可能正中俄罗斯下怀。

今天在世界政治中所看到的权势转移、地区冲突与国家兴衰，都与世界人口结构在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转折有关。这一波潮流虽然早在上世纪60年代即已开始，但与之相关的地缘政治变动却因传统大国的实力惯性而相应保持惯性，但这一惯性在进入21世纪后却正嘎然而止，原因是世界人口变动所引起的全球经济和政治变动，已由不断积累的量变而进入质变阶段。